隐退的岗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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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本】隐退的岗丘

作者：城市笔记人

 

站在正金银行（今中国银行）的小穹隆里南眺，穿过“大广场”（今中山广场），在夏季的某个下午，摄像师的镜头凝固了大连市官厅（今工商银行）灿烂的正脸以及大和宾馆（今大连宾馆）的一角。中景上，满铁医院（1925年竣工）的屋顶眼见着就要完工，所以，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八成就是1925年。此时，距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已经过去了20年。其间，日本人按照俄罗斯人留下的蓝图，把一个北方渔村经营成为未来伪满洲国的样板。为样板拍照，拍摄者用心良苦，镜头所及之处，绿草新树，时尚的欧式建筑在广场上围出了一道布景，部分地遮挡了身后的棚屋矮房。这些景物凑在一起，代表着所谓的活力与进步。

 

又过了6年，有人把这一视角的意义诉诸了文字。专替日本人歌功颂德的《太平洋纪元》（Pacific Era）主编（后来伪满洲国的发言人）写到：“在中国，城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却没有任何进步。如今，却没有哪个美国西部新城能比大连发展得更快。她甩掉了所有中国北方城市的发展步伐。当俄罗斯人离开这里时，大连只有几千居民，现在，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城市了。1930年，大连已有居民39.6万，1930年，大连的财政投资是其1915年时的18倍” （Adachi 1933: p.4）。跟着，主编笔锋一转，用“见证人”的口吻描绘起他所看到的大连：“在那么一个早晨，太阳和空气中的一丝秋意，吸引着我从大和宾馆出来，朝着这个城市身后的碧绿群山走去（I picked my way towards to the emerald hills behind the city）。只经过3个街口，我就来到了铺着沥青的岔道处。那里，在一处隆起的高地上，耸立着这个城市最为雄伟的建筑物。它就是著名的大连医院。这组身上贴着面砖的水泥建筑，占了足有4个街区的地块，即便是放到纽约上城的建筑群中去，也会毫不逊色地彰显出它的尊严”（Adachi 1933: p.4）。

 

初读这些文字时，吸引我的，除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以及当时大连已经拥有了沥青路面这样一类细节之外，要属作者不经意间所描绘出来的走向碧绿群山的感觉。从大和宾馆（大连宾馆）到铁路医院（即大医），不过300多米的路程。大和宾馆前大广场的地面标高为＋15.3m，铁路医院的地面标高为＋29.0m，二者相差13.7米。由于铁路医院的底座距路面还有1层半高的台阶，那从大广场过来，道路的平均坡度也就在3％左右。在漫岗比比皆是的大连，这点起伏本算不了什么，今天生活在大连的人对这样的坡度也不会太注意，那为何这位作者在当时就认定自己正在走向一处高地，尤其是走向城市身后的碧绿群山呢？

为了解惑，我也站到了中银的二楼（很遗憾，通往穹隆的楼梯已被封死），也于去岁冬日的某个正午拍了一张南眺的照片。与几十年前的光景比起来，中山广场上的工商银行和大连宾馆已经没有了往昔的气概，大医沉没在楼群的夹缝里，“绿山”露出它山顶上的观光塔，而观光塔则像杆插到沙盘模型上的小旗。目睹这一幕时，我颇为感慨：看来，我们对于高差的体验，还真不能简单地依靠卡路里去测算，当土地上出现越来越多100米以上的高楼后，谁还会特别留意3％的起坡呢？

有关高差的体验，在那一刻，似乎变成了一个相对性的命题。是这样吗？我问自己。跟着，我就沿着解放街（日占时期叫“萨摩町”）一路向走向了大医。沿途，旧照上的矮房子早就变成了6层楼，再从6层楼房变成了20层楼、30层楼。在20世纪初年，大连《城市房屋建造暂行规则》总在提倡一级道路上的永久性建筑不能建得太低，檐口不要低于9.1米（30尺，或3层楼）（西泽泰彦 2004），以便给足这个新兴城市面子，让广场建筑能够以适当的高度在街道上延伸成为连续的界面。实际的状况并不随人意。日本人的私宅往往构不成设计师所希望的具有一定高度的连续界面。而自1990年代开始，广场建筑与街道建筑的主次关系发生了逆转。原本拥有身高特权的广场建筑们保持不变，它们身后的沿街建筑都成了类似博览大酒店这样有着里出外进的裙房或形象奇特的单体高层。几年之间，俄罗斯人梦想的和日本人经营多年的大连街道被雨后春笋般的高层们所打破。不仅如此，昔日街上流畅的街景，还被轰鸣的工地、上上下下的升降机，来来往往的小汽车，所打破。如今，抢夺行人注意力的，不止有建筑的高度，还有马路上的信号灯、广告牌、噪音，谁还会特别理会到这个城市地表的微起微伏呢。

看来，我们对于坡度和高差的感受，不仅仅源自建筑物体量大小之间的视觉反差，它更属于整体的身体感觉性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的身体感觉，那就不止视觉，还包括我们对于温度、声音、气味、速度等的感知。如皮埃尔.弗朗卡斯特（Pierre Francastel）所言，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速度，在把自然环境改造成为人造环境的同时，还以各种方式整体地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能力。譬如，他曾记录过一次驾车返回巴黎时对于在高速状态下对隧道造型的光线条的全新体验，并醒悟到这种体验真就已经走进了现代艺术：

“4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开车在高速路上返回巴黎，经过一段隧道。那隧道的拱顶上，用的是一簇簇梅花般的灯光照明的，我在那里经历了一种奇异的感知体验。当我的车子高速行驶在拱顶下的时候，交织在一起的几何形体和点光源体系似乎发生了旋转。它们以形状和隧道空间的流动意像呈现在我的眼前。第二天，我去参观了一场德洛内（Robert Delaunay）的作品展。他是迅速吸纳现代文明的真正艺术先锋。在我看来，德洛内对于光的使用，在60年前是根本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用光方式揭示了我们跟现实生活的直接接触，虽然这样的感受早就存在了，却只是近来才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因为技术首次让人们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Francastel 2000: p.163）。

弗朗卡斯特的例子，旨在阐述现代人自身感觉能力的变化。但他的洞见，于我的疑惑似乎仍隔着什么。仅仅是因为那些看似无序、实则生动地体现土地市场逻辑的高层们把这段高坡比下去了吗？仅仅是因为路上的车水马龙分散了我们对于起坡的关注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就在那张照片上面，而我却没有捕捉到？疑惑之余，我又把1925年的旧照和那段笔记拿出来做了一次比对。这一回，我还翻出来俄罗斯人的规划图、日本学者越沢明撰写的大连城市规划史以及大连的方志和史志。

当我重又打量起那张1925年的老照片时，我开始注意到了照片上拍摄者的视点与铁路医院的地面差不多平齐，在这样的高度上，市官厅、大和宾馆、铁路医院构成了画面的近景、中景，除了市官厅的塔楼刺穿了群山的轮廓线，其余的建筑当时全部笼罩在连绵的群山下。那么，如果我们落到1925年的地面，当我们走过大和宾馆，我们将看到什么？我想，我们一定也可以会像6年后那位作者所见到的那样，在铁路医院的周围，一眼就可以纵览环绕着大连南部的南山、绿山、白云山。那位作者说，自己信步走向碧绿的群山，他并没有夸张，只是在直观地描述自己的感受而已。那时的群山对于大连这座城市而言，如此迫在眼前，如此地亲密。

这是一种无需设计的自明性事实吗？是不是换了任何规划，只要房子足够低矮，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正在从城市里走向群山呢？起初，我还真没有留心这一现象。似乎我们把一堆小房子扔到山脚下，面对着河流，城市自然而言就会有了一种“依山傍水”的感觉。进一步追问时，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依山”并不直接等于“走向群山”。即便是“走向群山”，我们既可以“曲径通幽”地走向群山，也可以像1925年的大连这样，以笔直的轴线从圆形的广场走向群山。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在大连这样的“走向群山”的感觉里到底包涵着怎样的设计意图？

 

从照片上看，1925年的大连已经从俄罗斯人的规划图上部分地站立了起来。从大广场过来的马路，两侧已经种上了行道树。这些行道树像两道绿墙，笔直地指向高地上的医院。道路在这里分岔，一条通向南山，另一条通往绿山。相信走到这个岔路口的人，在当时都可以从任意一条路上，看到下一个标志性建筑以及建筑背后的山峦的。就这样，在1925年，大连城市的道路由这样的一个个由标志性建筑构成的节点，把行人从平地领向高地，再从高地领向山脚。那时的居住建筑多是1或2层的小房子，城市舞台上最突出的主角就是雄伟且轮廓完整的山峦。对于从大广场走过来的行人来说，看似宫殿般高大对称的医院，同时拥有着双层的作用：它能向行人显露出它的基地是背后群山山脉的一种绵延，它对脚下的高地做了更为高耸的强化。

 

这是那张照片的关键所在。铁路医院之高耸，并不是在任何地貌上的高耸，那些民宅之低矮，也不是在任何地貌上的低矮。面对这样的情形，谁敢说，这个城市在走向群山时没有一定的设计策略？但是，这样的设计策略到底怎样解读了大连的原始地貌？它体现了地貌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吗？还是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重读大连地貌的自然史以及最初的那些规划。

作为辽东半岛的尽端，“大连属辽东台隆的大连–复州台凹。上侏罗纪到中白垩纪的燕山造山运动，使本地区地壳隆起，发生了褶皱与断裂。从中生代末到第三纪初，隆起的山区逐渐被剥蚀。第三纪晚期的新构造运动，使被夷平的山地上升，强烈的第断层活动使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分开”（王会全 1995：p.3）。也就是说，大连与山东半岛的隔海相望的格局，仅是在300万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此后，大连三面被海环绕，南部、西部、北部，群山起伏，从旅顺口到大连港，从金州到金石滩，大连主城区里多台地、丘陵和漫岗。由于渤海和黄海不同的海洋特征，大连主城区里有着多样的小气候和岩石土壤条件。像靠近渤海湾的地带，由于浪蚀、海蚀、风蚀程度，都不及黄海沿岸，其海滩相对平缓、沙质细腻。过去金县乡下的老百姓管西部地区的土壤叫 “黄泥土”，说的是西部土壤隙度小，保墒性能差，适合栽果树。对比之下，山间的平原地带为“油沙土”，呈深褐色，土质肥沃，抗旱耐涝，适于种蔬菜；而东部地区多为“沙壤土”，团粒松散，适合种植花生。很可以理解，沿黄海的岸线像金石滩沿岸的礁岩奇观，就是古老坚硬的下震旦纪石英岩和矽质板岩，在强烈的海蚀、风蚀作用下，生成了海崖、海蚀洞、海蚀柱（也就是在此类多有蚀洞的地带，像金石滩和大连湾，我们才会看到有民间崇拜的“狐仙洞”）。被人们称之为“褡裢”的面向东南的大小海湾们，由于南有群山遮挡，东有海上三山岛的围合，自然地貌多为漫滩、淤滩。这里，在季节性河流、泻湖、潮汐交互作用下，陆地与海洋之间曾有被海水淹没又暴露出来的大片滩涂。唐代的“三山浦”，明代的“青泥洼”，描绘出来的正是大连市中心区的这一地貌特征。

 

的确，地貌起伏已经在大连见怪不怪了。往往地名中，最突出的都是些有关地貌起伏的形象描述。明嘉靖本的《辽东志》里，在金州卫山川地理一项里，只收录了河流1条（东沙河：今登沙河）；山11座、峪3处，而提及最多的就是沿着海岸遍布的诸岛。兔儿岛、青鱼岛、死鱼岛、豹子岛、獐子岛、黄羊岛、老鹳嘴岛、耗子岛、猪岛、野鸡岛，都是用动物形象命名的；棒槌岛、荞麦岛、莲花岛、韭菜岛、葛藤岛、涩梨岛等，用的则是植物名称；其它一些岛名和居住者身份有关，像萧家岛、戴家岛；还有一些岛屿，则跟其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有关，像团山岛、零水岛（今凌水）、臭水岛、夹河岛、沙河岛、青泥岛。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面这些诸多本来濒海后来被城市圈进来的岛屿。像“青泥岛，城南40里；沙河岛，城南60里”，如今，它们都变成了后来大连城市里的商业街和闹市区了。

地貌中的高地，在过去有着军事上的实用价值。明代的方志地图上标志出来的海清岛墩、和尚岛墩、石门墩、雁岛墩、长沙嘴墩、罗家岛墩，其中的“墩”就是明王朝辽东防御体系里借助自然地势建造起来的了望台、烽火台。《柳边纪略》说辽东边墙“当初建时，量地缓冲，缓者五里一台，冲者二三里一台”。辽东边墙的防御对象是女真人，而金州地区（今大连）从明朝开始，其边防对象主要是海上倭寇。以古老的金州城为核心，从旅顺口到大连湾，明代以后，大连地区的临海高地，多成了军事哨所或炮台。

如果说这些地图上对于地貌尤其是高地的命名，多代表着官方的地缘政治兴趣的话，大连地区的乡人和渔民则会用更为生猛鲜活的名字去命名地貌[1]。像今日大连造船厂的位置，过去叫“青鱼口”；黑嘴子港区的位置，过去叫“大驴圈”；火车站身后以北的地带，叫“西河套”。大连港的地块过去叫“东青泥洼”、劳动公园一带过去叫“西青泥洼”。其间，从南向北流淌着大日沟（今寺儿沟一带）、二日沟（今港湾街、大众街之间一带）、 三日沟（今五五路）、 东河（自今南山，经今明泽湖、职工街，流入青泥洼北海）、 西河（自今南山，经今明泽湖、世纪街，流入青泥洼北海与青鱼口之间的海域）、小张沟（自今安乐街，经鲁迅路走向世纪街）、 大张沟（南起今解放街，经中山广场右侧，民意街、七一街之间，至民主广场）、西青泥洼河（经今劳动公园荷花池，青泥洼桥街流进大驴圈海口）。如果没有后来的沿海港区的建造，大连火车站背后的这片土地，过去都是平缓的滩涂。

不过，当1899年俄罗斯港口工程师、后来大连第一任市长萨哈罗夫（Vladimir Saharoff）开始谋划大连的未来时，他是不太可能顾及到青泥洼人有关地貌的生命体验的[2]。作为一位造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萨哈罗夫在考察了柳树屯（今大连湾）和青泥洼的海港开发条件后，把“达尔尼”港选到了今天大连港的位置。同时，“德国方面请了布卡利夫斯基、犹恒帝鲁两位建筑师”完成了大连的第一次总体规划（越沢明 1986：p.51）。估计，港区、铁路定线、俄罗斯人南满铁路的办公地和居住区，多是萨哈罗夫的意见，而那个尺度看上去像花园城市、广场轴线像巴洛克城市的欧罗巴区，更像是建筑师的手笔。

萨哈罗夫等人的规划对大连的土地都做了些怎样的改造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规划与大连1899年的地貌图。如前所述，从今日大连港到劳动公园这个空间范围内，布满了南北向的冲沟河床。河床之间，是大大小小的岗丘。萨哈罗夫等人的规划有时会让道路借着河流走向形成放射，有时会将河道改成马路，像南满居住区和欧罗巴城区之间的那片洼地那样，成了日后布设铁轨的低地通道。而那些河流之间的岗丘们则被规划成了几何状的广场。像友好广场（＋22.6m）、中山广场（＋15.3m）、老的市政厅（今自然博物馆）、老火车站（在今火车站西侧）、铁路医院（＋29m）、港湾广场（＋3.3）。。。。。它们都曾是漫坡上的制高点。经由欧洲规划师们的改造，这些自然高地，从此变成了南满欧罗巴城市中市政及宗教建筑的广场基地。是的，当时的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教堂以及庙宇都放到这些高地上。但是，这跟明代的那些什么“墩”、什么“台”没有任何关系。概括地讲，大连最初的规划就是围绕着自然高岗呈放射路网的一个个岛状片区的集合体。这个看着眩晕的巴洛克规划，既向大连的土地空投了欧洲人的建筑形象和城市理念，也借用了这座城市的原始地貌。尽管铁路医院的基地被修整成为对称的扇面、大广场被修整成为完美的圆、南广场被修整成为半圆，它们的选址和彼此的关系，却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根据基地条件加工出来的。最重要地，在俄罗斯人的初始规划中，从绿山经由今日劳动公园到火车站以西的这片地段，被保留留成为一处城市绿带。它既维系着从山到海的排水体系，也维系着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隔离。

殖民地的大连犹如身处一场旷日持久的白日梦。这座城市的规划一方面将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记忆欧化成了诸如“亚瑟港”（port arthur，旅顺港）、“萨姆逊山”（ Mt. Sampson，即大黑山），另一方面，大连早期的规划和城市建设仍然坚守着城市与地貌的某种契合。在1925年，当我们爬上铁路医院的台阶回头望时，我们一定会清晰地看到铁路医院的中轴，穿过大广场，从“大山通”（今上海路）一直延伸到日本桥（今胜利桥）南广场（半圆广场），过了桥，在北广场（另一半圆广场）处一个微转，指向了俄罗斯人留下的老市政厅。这就意味着，过去的大连，通过一个个广场、一根根轴线，能把这座城市的海与山串联起来的。就算从海港方向拉向尼古拉广场（即中山广场）的85米宽的萨姆逊斯基林荫道，它填埋了原本的河流，却也把海对岸的大黑山当成了自己的对景（越沢明 1986：p.53）。而后，日本人把他们在高地上修建的居住区都命名成为春阳台（今春阳街）、樱花台（今智仁街）、秀月台（今秀月街）等。

 

解读到这儿，如果有人再问我，那张1925年的老照片上到底体现了怎样的“走向群山”的感觉？我想我会回答：那该还是一种充满了殖民地时代布景城市的奇幻之感吧！就像大连的名字那样[3]，我们在昔日大连走向群山的时刻，遭遇到的是起伏中的时空错位。

萨哈罗夫所主持的大连第一次规划通过在海岸兴港造地，打开了把青泥洼建成中国北方不冻港的可能；铁路线、公路线、道路线，渐次切割着这个城市的岗丘与河流伸到港口。骨子里，这仍然是一个资源掠夺战略下的空间规划。

从1908年开始，日本占领下的大连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西拓，随着沙河口满铁车辆厂配套社区的建设，城市工业用地拓展到了沙河口和小岗子（西岗区）。尔后，镜之池、弥生池、春日池这些沿着南山绿山山脚修建的水库相继出现，改变了大连城区从山到海的水流方式。这才使得火车站一带的商业区得到了开发的可能。在1910与1920年代，日本人对于俄罗斯人在大广场以南以西的未建成规划路，实施了大幅度调整。“大部分曲折道路在1907年废止，变更为直线形（尤其是在旧别墅区）。旧别墅区原为高级住宅区，采用大街廓形式，于1907年的计划案配置道路时将街廓尺度缩小。‘俄国时代’广场原来预定配置当地标的教堂建筑，然而‘日本时代’的神社、佛教寺院等宗教建筑则配置于南山山麓”（越沢明 1986: p.59）。道路的拉直和小街区化，意味着土地平整。果然，大广场以南的原始地貌在日本人占领大连之后，被填的填，挖的挖。从此的大连拉开了它平岗填河的序幕。到了21世纪，大连城市中心区旧有的河流全部成了马路，岗丘多成了广场，就连原本潮汐每天光顾的海滩，多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填埋。海滩上的海蛎子、海鸟，跟着消失。

作为城市地貌的岗丘们，即便是没有被彻底铲平，它们几乎也不再构成大连城市里重要节点的设计参照了。如今的高层分布，和这个城市的地貌（topography）基本没有关系，而是跟土地经济学里的地角（location）和投机的机会成本有关。过去的建筑也投机，但还肩负着刻画土地地貌的职责，因而建筑的名称多还和岗丘河流有关。如今，建筑的名字多像广告。面对着劳动公园的是“雍景台”，那个“台”，跟明代报信的烽火台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日本人修建的处于高地的居住区，而是一栋高层公寓。而“雍景台”所处的位置，还恰恰就不是“台”，而是过去从山到海一条河流的通道。至于“时代广场”、“世贸大厦”，它们直接平移了美国建筑的名字。我们根本无法从字面上判断，那“时代广场”到底是个广场，还是个大楼。即便是大楼，又跟底下的岗丘或洼地有什么关系。

有人会问，岗丘隐退、河流消失，有什么问题吗？把海岸填埋了，搞房地产，有什么问题吗？全世界的沿海城市不都是这么干的吗？推而广之，中国的哪个城市不是拆了建，建了拆？城市里，哪里还用得着去保留和辨认土地的自然痕迹？

上述话题，直接触及到了当下城市开发的方方面面，我们将在今后的讨论中展开来解析。这里，我并非浪漫到要拆掉高楼去重塑地貌；我最想指出，对于大连这样的城市，随意改变水流流向，随意填海，随意铲平山岗，在海床上建造更高的建筑，都潜伏着一系列设计师想都没有想过的危险和危机。固然，生态意义上的危险和危机需要一定的累积，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呈现出来，而文化意义上的危机，此刻就在我们的眼前。当世贸大厦堵死了原来林荫道的入口时，它也堵死了大连城市规划的历史以及城市绿化体系恢复的一个契机。要我说，这样的选址和规划已经遗忘了大连最初的道路或是建筑群体出现的理由，也遗忘了城市与地脉原来那种历史的亲密关联。

岗丘在城市里的隐退，既是自然地貌本身的扁平化，也是我们生命状态的扁平化[4]。当城市建设只顾及高度却不顾及土地的厚度时，我们就再也找不到那“走向群山”的感觉，不管它是“曲径通幽”式，还是“巴洛克”式。（完）。

参考文献

Adachi, Kinnosuke, “Tales of Three Cities in Manchuria”, Tokyo: South Manchuria Railroad Company-The Herald Press, c.1933.

Gadamer, Hans-Geor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lated by David E. Li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76

Francastel, Pierre, “Art and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Randall Cherry, New York: Zone Books, c.2000.

大连市金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县志》，大连：大连出版社，c.1989

邓刚，《龙兵过》，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c.1985

李元奇，编，《大连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c.2000

任洛， 编，《辽东志》，嘉靖本。

王会全，编，《大连五十年》，大连：大连出版社，c.1995。

西泽泰彦，“1905年施行的《大连市房屋建造管理暂行规则》的理念及实态”，见《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三）》，张复合 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c.2004，pp.248－256。

西泽泰彦，《图说大连都市物语》，东京：河出书房新社，c.1999。

越沢明，《中国东北都市计划史》，黄世孟 译，台湾：大佳出版社，c.1986

越沢明，“大连的都市计划史：1898－1945”，见《日中经济协会会报》，No.134/135/136合刊，c.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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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姓对于岗丘海床们的特殊起伏，有着他们最直接的身体性感知。其中，我所知道最为生动的对于大连“地貌高差”的描写，出自本土作家邓刚的《龙兵过》。在那篇记录着海上新老两代渔民生活态度变化的作品里，邓刚提到了“老一辈渔人”对于海的坡度的体验。我们从土地上看，会看到黄渤海在铁山角处相遇时的黄蓝色带。而追赶着渔汛的渔民，则直接用身体体验着涨潮落潮在黄渤海之间存在的那种时间差。据说，二海交汇处，海面都有坡度。用心听的话，如果不是用机帆船的话，“有人竟听出船底‘咯噔’一声，上了一个台阶！”（邓刚 1985: p.76）。

[2]人们常言，100年前，大连还是个小渔村。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连地区没有更为古老的文明遗迹。例如，大连湾大嘴子下层就发掘出4000年前的稻米与聚落。金州、复州一带，秦汉就已属辽东郡。这里也曾是诸多民族与势力轮番争夺的关卡之地。大黑山上，有唐代时留下的高句丽城。这片土地上，来过鲜卑、高句丽、契丹、蒙人。洪武四年，马云、叶旺从登州渡海于旅顺口登陆，驻兵金州，才有了旅顺的名字。有明以来，金州卫一直肩负着抗击倭寇的重要职能。即便是清末，北洋水师的诸炮台们，遍布在旅顺和大连湾的海角上。尽管这些大炮，根本就没有阻挡得了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入侵与占领。

[3]就说“大连”这个地名本身的由来吧。对于1899年的俄罗斯人来说，俄语的“达尔尼”（Dalny），意味着相对于俄国的“遥远”之地；对于清王朝的满族人来说，满语的“达连”是 “海”的意思；那些旧日的山东商客，则觉得那些面向黄海的大大小小的海湾，貌似“褡裢”（钱袋）；而当地的渔民曾经把大连湾比称为“大蛎湾”。（《金县志》p.93）。“大蛎湾”的名字，泛着海鲜的味道。“遥远之地”、“海”、“褡裢”、“大蛎”，合在一起，颇为直观地勾勒出这片土地的自然风貌特征，也体现着大连特有的殖民地历史。

[4]这种生命的扁平化和语言的扁平化几乎同时出现。像如今的住区和楼盘即便是有着“花园”或“山庄”的名称，也基地的地貌无关，或者说，变得错位和背离。哲学家迦达默尔曾指出，语言的人工化，根本体现着生命形态的偏平化。“我们在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基于科学的现代工业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反映在语言的平化上（level）。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所有生命形态都被日益整平了，这也是维系地球生命的必要理性需要。例如，要解决人类的食物问题，就得消除世界各地惊人的浪费。不可避免地，工业机器世界正在延伸到个体生活之中去，构成了某种技术完美性的天地。当我们听到现代恋人之间谈情说爱时，我们通常会惊奇，他们到底是在使用词汇彼此交流呢，还是正在使用来自现代工业世界符号语言中的某些技术术语或广告词。不可避免地，工业时代被平整过的生命形态（the leveled life-forms）正影响到语言，事实上，语言词汇枯萎的势态如此迅猛，语言几乎变成了一种技术符号体系”。（Gadamer 1976: 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