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地图,他们的蓝图

 

 

【杂志文章,谢绝任何形式转摘。城市笔记人。Dyl703.spaces.live.com】

我们这里接着要分析的地图是一张由俄罗斯工程师于1899年测绘的“达尔尼”(Dalny,即,大连的俄语音译)地形图(1:184,000)(刘长德 1999:p.41)。此图转引自《大连城市规划100年》,如果原图尚在的话,或许就藏在俄罗斯的某档案馆里。对于当下已经开始习惯遥感与数字技术的人来说,这张依靠测绘师实地测绘完成的手绘地形图画得相当美丽。图上的村庄、道路、山、河、海,都有俄文标注。没有图例。然图面直观,密集的等高线刻画出起伏的山峦、鞍脊、山侧,几何化的条块代表着聚落和村庄,实线代表着道路,抖动的线条描绘出一条条流向海湾的河流,留白处是黄海和渤海。地图右下角的文字注明,这是一张由“亚瑟港报社负责印刷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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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俄罗斯人1899年测绘完成的大连地区地形图。图片来源:刘长德 1999:p.41。】

有关大连地区的土地测绘,跟中国其它地区的测绘一样,越是接近晚清,“基本上是外国人越俎代庖的。因为一方面在民国十多年以前中国流行的地图,基本上是根据康乾间测绘的地图,没有什么重要的进步;另一方面,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帝国主义者都借了传教办学等名义肆无忌惮地深入内地,考察调查,公开到国内偷着测,仿佛中国就是他们的殖民地”(王墉1958:p.102)。

在大连《金县志》上就有关于英军在此地擅测海图的记录。“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英舰侵入金州东部海域”[1]。“英军士兵在沿海岛屿和岸边汲取淡水,以极低的价格诱买食物,上岸抢劫牛羊等。‘用线系铅坠试水深浅’,非法测绘海图”(孙激扬 2006b:p.10);“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合舰队侵入大连湾窥测”[2];到了1860年6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就在大连海域上直接进行了海测。瓦尔德(J. Ward)中尉完成了大连湾一带1:73000的详细海图(刘长德 1999:p.35)。“在此海图上,大连湾以英语标记——Ta-Lien-whan Bay,并因袭女王与女婿之名,命名大连湾为维多利亚湾(Victoria Bay)、旅顺港为亚瑟港[3](Port Arthur)”(越沢明 1986:p.49)。可见,英国人对大连地区地图海图信息的掌握要比俄罗斯人和日本人早了几十年。

1896年,沙俄财政大臣维特(S.Iu.Witte)借李鸿章访俄参加尼古拉二世登基大典之际,与中方签下了《中俄密约》,以帮助中国抵抗第三方侵略为由,“借地修路”,以期把西伯利亚通往海参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的铁路,修到中国东北境内。同时,还规定旅顺口及大连湾不得为第三国占有,为沙俄留用。1897年2月3日,沙俄成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亦有“清东铁路公司”的叫法)。1898年3月,沙俄又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将大连湾、旅顺口据为己有,使大连成为具有自由贸易权的商港,并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阳)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1898年4月,中东铁路公司的副董事长盖尔贝茨(S.I. Kerbedz)与总工程师尤古维奇(Aleksandr Iosifovich Iugovich)初次在大连湾一带踏勘,看中了“大驴圈”。6月初,沙皇谕令维特,批准中东公司在盖尔贝茨等人建议的基地上建造新港。6月24日,沙皇将达尔尼的开发权,也交给了中东公司。

事实上,维特手下的人早在沙皇谕令颁布之前,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境内展开过非法踏勘了[4]。经与中方交涉,俄罗斯人于1897年秋正式获得了中东铁路在中国境内沿线宽33俄丈(230英尺,或70米)的测绘权,测绘期为5个月(Wolff 1999:p.28)。由此,在19世纪末叶,在与日本、英德的战备竞赛下[5],俄罗斯人首先获权用现代的测绘方式去描述中国东北的土地。

客观地讲,清王朝的大地测绘和制图水平曾一度领先。“清王朝就像其它早期现代国家一样,为了国家建设,也曾选择去采纳先进的技术。一直到18世纪末,可以说,清王朝都在地图制图上水平与法国和俄罗斯比肩,甚至超过了二者”(Hostetler 2001: p.24)。康熙年间那次历经30年的普测,建立起全国性的经纬度及三角点控制网(牛汝辰 2008:p.204),《皇舆全览图》覆盖面积之广、精度之精、速度之快,都不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诸国。及至晚清,国家凋敝,测绘业也跟着凋敝,像詹天佑的铁路选线测量(光绪二十年,1894年),保定地区的小比例地形测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都只能算是少数地区不成体系的工作。

对比之下,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期的全境地图还要主要依靠得利尔兄弟的指导(Guillaume Delisle & Joseph Nicolas Delisle)。兄弟二人都是来自法国的天文地理学家。一个世纪后,沙俄已经有了培养本土道路交通工程师的学院、资质认定及待遇体制了。我们从维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维特在1886年成为西南铁路公司总经理、在1889年当上道路交通部的大臣时都曾遭遇过资质认定的麻烦。维特说,他是整个道路交通部里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没有获得工程师资质的人[6](Witte 1990:p.63)。那些与维特共事的工程师们多毕业于圣彼得堡的“尼古拉军事工程学院”或“交通学院”的测绘专业,像尤古维奇(A. I. Iugovich),这位中东铁路公司的总工,则毕业于伦敦国王学院(1865年)。这些专业人才都享有公务员待遇。他们在1870、1880年代俄罗斯西南铁路网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等1897年中东铁路公司成立后,尤古维奇[7]、奇科夫(S.N. Khilkov)、伊格纳西斯( Iganatsius)、盖尔贝茨(Kerbedz)等优秀的工程师,都是带着科班的训练和一线的建设经验来到中国的。顺便提一笔,作为大连第一任市长的萨哈罗夫(V. V. Sakharov)本人,他跟尤古维奇一样,也是位经验老道的技术官僚,有着建造海参崴黑格利摄鲁特(Egelsheld Warf)码头的实际工程经验;同时,与尤古维奇不同,萨哈罗夫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跟军界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关系。在大连的建设过程中,围绕着谁对大连具有开发权的问题上,俄罗斯军事部及下属军官们,跟中东公司、以及中东公司的投资者华俄银行、大股东财政部之间,存在着诸多利益摩擦。在这种背景下,萨哈罗夫成了维特遣派到大连较合适的人选[8]

100年前的测绘工作是项艰苦且极具挑战性的活计。中东铁路公司应李鸿章要求不能为工程师的公务员身份。这就导致了沙皇在1898年1月颁布律令,凡是沙俄道路交通部加入中东铁路公司的工程师,都可以保留交通部的职位。那些年薪在2000卢布的高级工程师还可以获得每年500卢布的差旅补助,足够享用一等车厢或一等仓的出行规格(Wolff 1999: p.30);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愿意前往中国东北的工程师,之前一直在海参崴等新近开发的地区博取发达的机会。他们不太在意规格和身份;多数更为基层的工程师们,常年流动在乌苏里(Ussuri)铁路沿线的工地间。到中国东北来,只是这种生活状态的延续。用当年一位俄罗斯工程师的话说:

“在1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筑路工程,生产了‘建设专家’这么一个特殊类型的人群。这些人有着特殊的生活方式,通常彼此关系密切,就像兵团里的人那样,团结在领头人的周围”(Wolff 1999: p.31);“我们熟悉的这位或者那位工程师会邀请我们。我们都信任他,都跟他去。当一段铁路修完,筑路工人就会跟着工程师一道赶赴新的工地。我们活得就像侯鸟,对安稳不感兴趣。我们喜欢我们的工作。当然,在圣彼得堡,在某个董事会那里,会有职员名单和预算的,但我们的工资是从我们工段的头头那里领来的,我们不会多问”(Wolff 1999: p.31)。

不过,我们所看到的这张大连区域地形图,并不是尤古维奇等人在5个月的测绘期里完成的。它是萨哈罗夫被派到大连之后,由沙俄财政部另外派人完成的专项测绘成果(刘长德 1999:p.40;孙激扬 2006:p.42)。沙俄财政部1899年N239密档《关于大连湾商务港的设施建设进展的情况以及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对大连湾建设的许可》证实着这一陈述: 1898年春,也就是铁路测绘结束后,财政部“专门向大连湾港派遣了专业技术人员和绘图师,进行对大连湾及其周边区域的平面测绘图和水准测绘图的制作,同时进行土地地质的构成及土壤的组成的勘探工作,收集气候条件,水利状况和其他的统计数据”;“根据工程师盖尔贝茨的请求,太平洋海军舰队的海军中将杜巴索夫签署了命令,令‘那娃林’号海军装甲舰和‘弗拉基米尔·莫纳玛赫’号巡洋舰的官兵们在规划中的大连湾港口地区进行海上实验式航行”( 转引自,孔晶 刘连岗 2010)。大连港的前期勘探工作在1898年10月全部完成。

那么,这张由萨哈罗夫监制,由中东铁路公司赞助,由俄罗斯工程师测绘出来的大连地形图,在记录和呈现地貌上,具有怎样的特点呢?这里,我们所说的“特点”应该并不仅指“这一张图”,而是“这类地图”所独有的特点。准确地讲,是相对于“前现代地图”(pre-modern maps)的多样性而言,现代地图所共享的特点。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这是一张现代测绘技术时代的地形图。“现代测绘”在此意味着在测绘过程使用了光学测量仪器,能够保证一定的测距、测水平、定向的精度,基于对地球形态的天文地理了解,从现有的测绘基准点和经纬度出发,对于大地表面所给出的数学化描述。这种方式并不是什么“俄罗斯测绘师所独有的方式”,而是世界各地工程师们普遍采用的常规测绘方式。在一般的测绘教材中,都会提到现代地图的这些共性,比如,现代地图的可量测性(地图所提供的计算基础)、直观性(符号体系无需太多解释)、一览性(地图突出重点、舍去次要物体,并且具有足够的覆盖范围)(宁津生 2004:p.92);有时,有些教材除了强调制图标准除的正确性、完整性、合理性之外,还会加上易读性以及图面的美观(张资平 1935: p.168)。像俄罗斯人测绘的这张大连地区地形图,它基本上可以做到不需要图例,就能让多数读者意识到哪里是山峦、哪里是平地、哪里是河流、哪里是大海。而它的一览性则体现在了它足够辽阔,不止涵盖了大连港的位置,也涵盖了未来城市的腹地。此外,这张图的比例接近1:200,000。这一比例处在“大比例地图”和“小比例地图”的中间地带。在这个比例上的地图,不是以描绘建筑单体甚至群体为核心目的的。它要突出的对象,多是土地地貌的起伏,以便为工程师和决策者们推敲铁路放线、港口选址、城市开发提供依据。比之1:1000的地形图,这个比例的地图当然精度不够,然而,它的视野足够广阔,用于规划,非常适合。

那么,在这么一张美丽的地形图身上,就因为它具有可量测性就具有了所谓“地图理性”(cartographic reason)(Olsson 2004;Wood 1993)吗?就因为这地图具有了“理性”,它就抽象吗?这地图不是描绘出来这片土地的山水和村庄的轮廓了吗?虽说它动用了符号化表现手段,那也没有抽象到不可辨认呀?真地,如今那些地理史学家们常说的现代地图抽象性,在这张图上,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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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从测绘到制图的地形图成图过程。图片来源:地图制图的示意图选自,张资平 1935:pp.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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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高程控制测量示意图。图片来源:宁津生 2004: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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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现代地形图。图片来源:宁津生 2004: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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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前现代地图——明代金州地图, 图片来源:嘉靖本《辽东志》。】

要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要在测绘与制图过程中区别出来两种不同的抽象化过程来。是的,动用符号去描绘地貌,的确算一种抽象。像明代金州地图那样,前现代地图可以直观地用带有砖肌理的城墙立面去代表城墙,而现代地图在表达城墙时,只能用一根平面上的线。二者都算符号表达,但是前者肯定更靠近图像(image/icon),后者更加靠近制图的抽象符号及线条(sign/line)。当我们把城墙用线条来表示时,城墙的意象变得模糊起来,城墙身上被保留在图上的属性多半是它作为界的精确定位和长度。此外,还有一类趋于概括的符号化表达,也会造成认知的抽象化。比如,在地图的制作过程中,出于比例尺度的限制,制图人必须抛弃对象的某些细部,只保留下对象的大轮廓。比如,在这张俄罗斯人绘制的地图上,制作者只能把那些原本可能各自独立的农宅,合并成为图上的一个个几何聚合体。或是,把宽阔的河流,仅仅表达成为一条细线。前现代地图为保留意象可以牺牲精度,将对象的尺度故意放大,可是现代地图的制作随着比例的不断缩小,为了对象广延量的精度,要牺牲形象。这一细部流失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事物的抽象。

然而,我们更要关注另外一种抽象,关注比符号化和形象细部流失更为隐蔽又更为常态的抽象,那就是现代测绘对于大地描绘所实施的普遍座标转换。现代地图术的基本思路在于要把人们对于土地的所有直观体验,都首先翻译成为一种可测量的数字。现代测绘的基本原理,就是基于两个已知点的精确座标值(x/y/z),以及两点之间的精确距离,去为第三点定位。如果没有特殊的要求,出现在现代地形图上的所有座标点,都不是土地上树冠或是棚屋屋顶的点,而是被认为具有稳定性的大地表层上的点。通过测出具有一定间距的地表点的数值,地图的制作者就能用等高线的方式,去把土地广延量的测量结果表达成为地形图。我们因此看到,现代地形图所承担的最为精确也最为细致的任务,是把起伏变化的大地表面的座标值,变成一张平面投影图。

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现代地图不只把村舍的细节抛弃,从而抽象了村舍,它是把一切大地上的事物都首先抽象到其量测属性上去。所以,现代地图的可量测性,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科学信仰。就像17世纪的笛卡儿(Rene Descartes)认为的那样,“身体性实在”(bodily substance)的本质属性,就是它们的广延量(extension)(Woolhouse 1993:p.20)。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它对事物可测量性的笃信,现代测绘也正是这一体系下的实践活动,它让大地显现成为测量坐标系里数字的点。这就是所谓现代地图的“理性”。而且,这一过程,的确是一次次抽象的提炼。

澳洲研究技术知识的社会学家腾伯尔(David Turnbull)曾经指出,前现代地图因为里面藏着文化性的机密,是需要被“阐释的”(interpreted);而现代的测绘地图,因为表现得很是公开,所以,它不需要阐释,而是需要被“质问”(interpellated)(转引自Wood 1992:p.41)。他的意思是,我们对着一张现代的测绘地形图,更多的不是去阐释它有什么文化秘密,而是要用比例尺去量上面的距离,从而把它作为建设决策的某种计算依据。这一使用现代地图的方式,很像法庭上的控辨双方,讲数据、摆条件,只重事实,少做无依据判断。换言之,现代的测绘图不怎么像是图像,或者说不满足于只作为图像,而像是数据库,它的主要功能只是把地貌转换成为了可靠的数据线图。

不过,我们还是该为腾伯尔的断定做一定的修正或补充。说现代地图“不满足于只作为图像”没错,说它不是图像就有错[9]。在这一点上,现代地图的使用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线性透视法。就像线性透视作图法可以让欧洲绘画从艺术变成数学那样,现代地图也让古老的地图艺术变成了数学。但同时,现代地图的数学性常常是隐在地图的立体效果深处的。有时,为了达到比较立体的山体表现效果,有些地图制作者也会使用色彩去做晕滃,或是依靠排线的密度,去表达地图上山体的阴面与阳面。像这张大连的地形图吧,大海的留白是刻意的,因为山体身上的线条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光感,这种留白起码在测绘意义上说明这里是一个基准面。

另外,我们对于腾伯尔的“阐释”与“质问”的区别也要小心。实际的情形往往会模糊二者之间的界限。诚然,跟明代的那张金州地图相比,这张俄罗斯人测绘的地形图的确不会向我们强加帝国的意识形态,也不会再提醒我们去注意政治中心和文化边疆的差别,这样的地形图尽量地不再向读者施加道德观念。然而,它也绝不沉默。它在那里,它所具有的线索总会“给予”这样或是那样的暗示,提示着这样或是那样的潜质。我们已经看到,在地貌的众多属性中,现代地形图最顽固地推荐给地图阅读者的,总是笛卡儿所言的“身体性实在的广延量”。在论及“读图法”时,地图学的教材会说,“地形图本身并未能完全记载地上自然事像(地形图不仅为地理学家而制作,在军事上用途亦相当大;且欲将一切地上自然现代完全记载,实不可能)”(张资平 1935:p.193),也就是说,读者者不能把地形图直接等同于社会的空间构成或是地质构造运动,地形图的价值在于其地表量测的准确性。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对于地形图进一步的阐释。实际上,地图的制作者是提倡把地形图的阅读当成“‘地-人’关系的预察”,通过“质地调查”去完成对于地形图的“演绎”的(张资平 1935: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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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现代地图的使用者,往往被期待着能从线图上还原地貌的几何形体。图片来源:张资平 1935:p.139.】

像这张由俄罗斯人测绘的小比例地形图吧,如果让地质学家来看的话,在地形图上,他就可能会“预察”到诸如渤海海岸线的平缓与黄海海岸线的崎岖,并因此判断出那可能是两侧的海浪、海侵、风化的效果不同。然后,可以通过实地的调查,去证实或是证伪自己的预盼。像在地图右下方白云山麓上那一戳戳流动又旋转的山脉,对于没有地质训练的读者来说,可能只是青山座座。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像在李四光眼里,他真就在此地发现了“莲花地貌”;同是这张图,如果拿给生态专家看的话,那他或她很可能注意到线图上所隐含的整个地区水系的发育与流向。譬如,在大连主城区的这片Z字形土地上,上面的“一”字原本有一条来自辛寨子方向的河流,流向今日的周水子机场,在那里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湿地,当地老百姓管这一洼地叫 “臭水子”。然后,在“臭水子”南侧有一条河自西流向东,穿越了当时周屯,流入大海。这两个水系是分开的,只有“臭水子”水域面积扩大到一定范围内,才能漫入入海的河道。这样的水系,在生态学家的眼里,也许就反应了大连湿地脆弱的特征。如果城市建设忽视或破坏这些河流入海的方式的话,城市的未来将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从上述的可能解读中,我们看到,从土地到测绘数据,从数据到等高线,从等高线到地形图,从地形图到读者心中的立体地貌形象,整个过程就像是在上演一次笛卡儿在《论方法》中所描述的科学研究程序。先把复杂事物,消解成为简单的单元,再渐次回来,去重构整体。只不过这每一步都涉及到了的阐释与再阐释的维度。准确地讲,现代地图用了一种分工的方式,将测绘、制图、使用,一一隔开,并期待着地图的制作尽量不去给地图的使用者施加先入为主的印象,不去干扰他们的判断。而这一立场本身,常常会成为现代地图使用中的一个盲点。因为越来越多的地形图使用者,已经习惯于将地图描述等同于土地状态。这样一来,现代制图在其知识体系内部,就呈现出深刻的两面性。现代制图很容易把地图的使用者带入测量、数学、物理、经济、交通、分区、地角、资源的思考道路上去,却在另一些方向上,从一开始就构筑了一道屏障。

我们要先从这积极的一面说起。让我们看看当年这张俄罗斯人测绘的大连地区地形图跟他们的蓝图之间所构成的关系吧。显然,俄罗斯测绘者千里迢迢地来到大连去测绘这片土地,决不是因为这里山川美丽,而是因为沙俄政府要在这些建港、修铁路,开发新城。于是,我们从当年的规划蓝图中总能反过来领悟到在地形图上哪些线索被规划所利用,所放大。

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港口的选址和地形图的关系。从如今大连港的位置延伸出来,大连能够用于开发的浅坡土地基本上就是山海之间的一个Z字形地带。而这Z字的尾巴就是大连港的为止,也是这张区域地形图的重心。在青泥洼这条海岸线上,盖尔贝茨、维特、尤古维奇、萨哈罗夫都认可了这里的建港条件。青泥洼南有南山、北有大黑山遮挡,可以避风,水深有10到30米左右,又比柳树屯(大连湾)处腹地空间大,有着以港兴市的天然条件。

据说,萨哈罗夫是根据敖德萨港的格局规划了大连港的。在“维多利亚湾”处,实际的港区格局是这样的:“从东向西,四个突堤码头平行依次排列,突堤码头根部之间有顺岸码头连接。突堤码头的设计,是又一个亮点。从建筑成本讲,它是昂贵的;从岸线资源利用讲,它却是最有效的。岸线资源之所以宝贵,因为它不可再生。港区西侧规划设置了船坞。作为国际性的商港,船坞设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船坞,轮船会望‘坞’兴叹的。从图示可以看出,防波堤与最东侧的一个突堤码头以及船坞都被规划为一期工程”(孔晶 刘连岗 2010)。其中,防浪堤的位置,以及一期的填海工程,都跟海床的平坦条件有着直接的关联。一期岸边深入海中的填方形状,也正是海床的形状。一旦港区被确定下来,港区、疏运体系,铁路线,后勤业,就应运而生。按照萨哈罗夫的规划,中东铁路的宿舍与办公区,都设立在了城市的北端,和主城区有铁路线隔开,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南部一个巨大的片区就是欧罗巴区,西侧隔开的是一个中国人居住区。

既然港区的建设利用了海岸线的天然条件,那城市的生活区规划又是怎样利用地形图所提供的线索呢?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整个城市大连市区的规划,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照顾到“卖地”的要求。维特起初盘算,将用45万卢布收购此地33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大连湾港口工作一期工程(工程竣工期限大约是4年)的所有造价共计达到1080万卢布” (孔晶 刘连岗 2010)。4年之后,到1899年时,沙俄声称在大连建港和建市的真实投资已经达到了近2000万卢布(Wolff 1999: p.64))。维特还指望着靠城市规划之后的土地出让,去回收1500到2000万卢布,去打一个平手。1899年8月16日,沙俄政府颁布了《关东州管理局临时条例》:“达里尼市附近的居民点和附近建筑收归国有”。这一纸文件一夜间让住在这里的中国居民丧失了土地的产权。按照维特的预算(亦有资料显示中东铁路公司最终给出的土地补偿款是60万卢布(Quested 1982: p.113)),当时,俄罗斯人给中国农民每亩地的补偿价在9卢布左右。有史料记录,实际征地时,每亩地的收购价格为7卢布(孙激扬 2006a:p.44)。俄罗斯人则通过规划,则高价拍卖欧罗巴区的土地租用权。按1902年4月2日市政纪要第1993号文件《关于达里尼市个人和机构临时用地的规定》所载:“每一地段的使用期限由总工程师确定。按照地段的3个等级征收临时用地的费用,每年、每平方俄丈:1级地段—1卢布20戈比,2级地段—60戈比,3级地段—30戈比。由总工程师确定地段的等级划分”( 王学毅 孔晶 刘连岗 2010)。这就等于当时大连市区一类土地的售价可以高达每亩地2000多卢布,相当于沙俄政府给中国农民平均补偿价的300倍[10]

维特从来也没有从卖地一项从大连收回2000万卢布。1904年俄罗斯战败时,维特只从卖地一项收回了50万卢布(Quested 1982: p.113),可以说,整个中东铁路公司在大连的投资折戟沉沙。

然而,在经济预算的收支平衡压力下,俄罗斯人在把土地从中国农民的土地转化成为城市资产时不可能不考虑土地售价的最大化。我们从《大连日报》社2010年1月7日公布的俄罗斯档案资料看,大连规划的初稿中城市土地仅仅被按照3种不同尺度,画成矩形的格子,沿着不同的方向构成了大连不同的街区。这个方案中,对于土地的地貌利用基本是被动式的、标准化的,也没有给城市水系留出通道。这一方案很像今日的土地开发强度研究。而另一个方案,就是由德国建筑师帮助完成的规划定稿,在对地貌的处理方式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转向。最终定稿的方案主动地利用地貌去构建城市的公共空间,显然是对土地潜能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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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899年最终定稿的大连规划。港口以及主要道路,都跟测绘的土地标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图片来源:越沢明 1986:p.52】

初看上去,人们多以为这一规划像一张花布,路网设计得非常随意,道路沿着圆形广场在城市的土地上肆意绽放。再看,这一规划还是有着一套对付地形的策略的。据载,当时欧罗巴区内“深度在14英尺(4.27米)以上的地堑,采用如下处理方法:(1)一部分埋填,剩余则利用作为家屋的地下室;(2)面积广润之位置作贮水池,其余则筑造石砌堤防,让砂土自然掩埋”(越沢明 1986:p.49)。多数的时候,大连的原始地貌被修理成为漫坡,多余的土方将用于填沟或填海。萨哈罗夫和规划师们将土地上的高岗和位于缓坡高处的节点,选出来,作为这个城市的重要广场。像友好广场(+22.6m)、中山广场(+15.3m)、老的市政厅(今自然博物馆)、老火车站(在今火车站西侧)、铁路医院(+29m)、港湾广场(+3.3)。。。。。它们都曾是地形图上局地的制高点或是坡上的高处。经由欧洲规划师们的改造,这些自然高地有了人造几何形状。围绕着这些高地上的广场,俄罗斯人规划了教堂、庙宇、公共建筑,以期这些地方也是未来城市生活的精神高地。其中,城市道路也多和主要建筑或山峦有关。那条由河流改成的81米宽林荫道,对景就是大黑山[11]

在这一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俄罗斯工程师还多将深沟浅壑改造成为未来城市里的各种“通道”。位于中东铁路专用地和欧罗巴区之间的那条沟壑,就成了铺设通往海港的铁路专线通道;而从绿山下来,经由今日劳动公园入海的西青泥洼河,被保留成为大连市区里欧罗巴区和中国人居住区之间的隔离带,也是这个城市从山到海的水流和绿地的通道[12]

至此,测绘师们所完成的地形图,它身上的沟沟坎坎,都被规划师们利用起来了,要么将之转化成为道路、通道、管线,要么转化成为港区和铁路。我们在现代地形图和现代的资源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看到了彼此高度的配合。

现代地图有利于现代的土地资源规划,这一陈述应该说基本成立。那么,现代地图和现代规划就一定导向殖民主义、并具有某种助于开发的侵略性吗?这是在所谓“后殖民主义”时代学者们已经有过多次讨论的话题。退远处看,测绘和规划的确帮助了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扩张。100年前就有人把大连的规划和俄罗斯人在远东的政治势力经营联系在一起。法国驻沙俄大使邦德(Bompard)在一封信[13]就说过: “达尔尼真惊人。这一伟大商港和美国风格的大城市,在中国的海洋上,正率领着亚洲运输舰队前进。俄国人所希望创造的大港,最终会让香港淘汰”(Wolff 1999: p.64)。

此外,沙俄权臣维特在其回忆录中也曾坦言,“我那时得出了一个结论,一个我到今天仍然坚持的结论,对于俄罗斯来说,我们最好看到一个强大但是听话的中国。让这样的中国作为我们的邻居,而不是日本,这样,才能保证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长远和平和繁荣。因此,很显然,我们不能允许日本占有辽东半岛这么重要的地区,那样的话,就给予了日本靠近北平的一个立足点,在某种意义上,太有利于日本的统治。于是,在我看来,我们必须阻止马关条约实施”(Witte 1990:p.228)。无疑,这是政治家们的视角[14]。对于维特这个位置的人来说,大连只是俄罗斯地缘政治版图上的一个“点”。大连是个位置,不是地貌。1898年夏季和秋季,俄罗斯军事部的库拉帕特金(Kurapatkin)将军先是写信、后是当面建议维特,认为中东铁路公司无权开发达尔尼,应该把租用权、开发权全都该交给军队。维特对将军说,达尔尼不像海参崴,达尔尼就是一片“真空”,很适合目前的开发模式(Wolff 1999:p.63)。在维特眼里,这个“真空”大抵上是说,大连的开发可以把过去当作空白。

对于当年参加了大连具体建设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也许有,也许从来都没有政治家们的野心。这些地图,这些蓝图,只是跟他们个人的劳动以及命运有关。譬如,那位挑选了大连港港址的盖尔贝茨,就比较倾心大连,也比较倾心中国。他5次南下,在董事会上力荐将中东铁路公司的总指挥部与车间,从哈尔滨迁到大连来。在大连的蓝图中,盖尔贝茨投射了他个人升迁的图景。而那些优秀的俄罗斯铁路工程师们,他们当年想到的,也许只是怎样修一条“合理的铁路”。英国人谢立山(Alexander Hosie)曾于1900年乘火车从牛庄(营口)前往旅顺考察,他对沿途俄罗斯人工程师放线的智慧赞叹不已,正是测绘的精确,规划得体,铁路沿线很少劈山破石(Hosie 1904: p.83)。

这样看来,认为当年俄罗斯人测绘的地图和他们所规划出来的蓝图,一定散发着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性,未免偏激。现代地图和现代城市规划的确和现代国家的崛起交织在一起,而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俄罗斯的工程师和规划师们只是要在东方实现一种当时很时尚的欧洲规划而已,而精确的地形图构成了通往殖民地城市理想的一个要素。

既然如此,既然现代地形图只不过在配合现代规划,甚至便于工程师们把大连土地上的河沟规划成为值钱的林荫道,那前文所说的现代地形图的另一面又是什么呢?当年那些有着丰富专业知识的俄罗斯工程师和规划师们,他们在描绘一幅雄伟的东方大港图景时遗忘了什么呢?

显然,这些俄罗斯工程师们绘制的地图和蓝图等于把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在测绘和绘图的过程中,都当成了物理世界。此前在这里居住的中国人自己对于自己土地的记忆、感情和印记,都被当作“真空”去处理了。由德国建筑师帮助设计的大连是有“文化”的,就是在一条条河沟的上面,建起的具有欧洲风范的林荫道文化。但是,这样的都市文化跟那些村子里的村民们没有关系,也就跟他们的龙王庙与山神庙没有关系。通过测绘,中国人跟海水和山地打交道所塑造出来的人文地貌,被还原成为“生地”,然后,通过合理的规划,把生地塑造成为适于港口建设的欧洲新城。就像没人敢说现代规划一定是殖民地规划一样,也没有人敢否认,大连的测绘与规划不是殖民地历史语境下的产物。现代地图的抽象性帮助规划师们能够可以心安理得把他乡当成故乡般地规划。

现如今,经历了100年来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在接纳了这套西方的测绘和规划体系之后,多数中国规划师甚至已经忘了在定量地、经济地、交通地规划土地之外,还存在着其它视角。这样,很多规划师在规划故乡时,开始不自觉地把故乡当成了他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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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见《金县志》p.14。

[2]见《金县志》p.14。

[3]另一常见的说辞是,旅顺的亚瑟港之名,就源自1860年8月靠岸整修的英国皇家舰队上尉威廉.亚瑟(William C.Arthur)之名。还有一说法是,威廉.亚瑟就是1861年英军海测小组的组长。

[4] 1895年8月,“未经中国同意”,沙俄已经派测绘师四批,勘测中东铁路路线,包括旅顺与青泥洼(刘长德 1999:p.18)。

[5]假如甲午战争晚几年爆发,沙俄当时已经修到赤塔的铁路,也许真地沿着黑龙江北岸通往了海参崴,那样的话,哈尔滨和大连就不会在那个时期在现在的地理位置上出现;假如维特没有拿到中东铁路支线的筑路权,也许沙皇还下不了决心开发大连这座北方不冻港城市。历史的演替是在一系列战略意图、谋略、操作、具体人物、技术、机遇、物质可能性等相互作用之间带着不可逆性完成的。

[6]财政大臣维特本人的经历,验证着当时俄罗斯对于测绘工程师、铁路工程师的审查资质验证制度。维特在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毕业后,在舅舅的一次聚会上结识了当时的俄罗斯道路交通部大臣波伯林斯基(Vladimir Bobrinskii)伯爵。在大臣的建议下,维特没有参加工程师的资格考试,直接参加了敖德萨铁路公司开始了实际的铁路工程调查、财税、修建工作。日后,维特在被推荐成为东南铁路公司经理时,就因为没有工程师资质而受过挫。

[7]尤古维奇(A.I.Iugovich)是敖德萨的塞族人(Quested 1982:p.23)。当初维特推选中东公司的总工时,差点儿选上米开哈洛夫斯基(Mikhailovskii)(此人是俄罗斯著名的铁路建设者之一)。身为中东铁路出资方的华俄银行总办罗启泰(犹太人,L.Iu.Rothstein)立挺尤古维奇,并同时举荐盖尔贝茨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这两位工程师才走进了开发中国东北的历史舞台(Wolff 1999: p.201)。

[8]由于远离哈尔滨,更远离圣彼得堡,萨哈罗夫在大连的开发策略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技术问题,几乎都是由萨哈罗夫独自拍板定夺(越沢明1986:p.49)。

[9]我们所要体会的现代地图“抽象性”就这么暧昧。经历了削减之后,现代地图的使用也提倡还原。“阅读小比例尺之一般图所能了解者,与其谓为个别的土地的事实,毋宁谓为对社会的事实;读大比例地图所能理解者,即使土地的事实。例如阅读1:50000地形图,即能明了该土地上台地之有何种耕作,及冲积平地有何种耕作,或某聚落发达于具有何种地形、土壤、岩石之地方”(张资平 1935:p.193)。

[10]被强迁的农民知道后来土地拍卖的价格之后,曾与沙俄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并殴打了俄方的汉语翻译。

[11]当时被改成了萨姆森山(Mount Sampson)。

[12]很可惜,日本人在20年代的建设中最终切断了这条通道。

[13] 这是4年之后邦德写给俄国外交部长德尔加塞(Theophile Delcasse)的一封信。

[14]列宁也在旅顺战败后这么说过,“俄国占据旅顺口6年,花了多少亿卢布修筑战略铁路,修建港口,建设新的城市,加固要塞” (《列宁全集》第9卷,转引自 斯捷潘诺夫 2000:p.923);“不是俄国人民,而是俄国专制制度挑起了这场殖民战争,这场战争已变成了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列宁全集》第9卷,转引自 斯捷潘诺夫 2000:p.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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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明代方志地图上的地貌呈现

 

【杂志文章。谢绝任何形式的转摘:城市笔记人dyl703.spaces.live.com】

地图与地貌,在很多人看来,二者之间就该具有最天然的联系。地图不表现地貌,又该表现什么?然而,晚近有些西方学者告诉我们,采用标准制图规范、剥离具体国家语言、直接表现大地测绘成果的地图,仅仅是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产物(Hostetler 2001;Godlewska 1999)。“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海外扩张中,人们越来越把领土视为可以由某个政治中心所统治、所控制的资源。土地因此获得了跟住在土地上的居民很是不同的价值。还有,民族的创造通常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同一性上。没有理由去提醒地图的使用者们去注意同一个民族内部的人口差异,即便被膨胀的帝国所占领的殖民地领土本是别人的家园。不管是靠近中心的地区地图,比如法国本土地图上的诺曼底地图,还是遥远的英属殖民地印度的地图,它们都反映着这一态度。而本书所要讨论的民族志,则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不过,民族志的天地不在地图上”( Hostetler 2001:p.26)。

这一论点直接将现代测绘技术下的地图与民族国家的兴起联系了起来。它是否普遍成立,着实可疑。不过,这一论点间接地提醒了我们,那些存在于中国古代方志里的前现代地图们,其表现内容以及表现方式肯定不像现代地图那样,那么地 “纯粹”,那么地“直白”,那么地具有分类和层析属性。中国古代的方志地图往往跟风土人情的文字性描述密不可分,在有关土地的描绘中,总是投射着社会组织理念。“地”与“人”、“图”与“志”的交织构成了这些方志地图所特有的土地“描绘方式”。这样看来,端详一幅来自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比如其中有关山脉或是河流的地理记录,就不能忽视和剥离方志所提供的描述性文字。图与志并读就该是阅读方志地图时的常识性行为。本文接下来所要尝试的,就是对一张附在明代《辽东志》里的(今大连)金州地图的“图” “志”并读。目的在于梳理出这张图在呈现地貌时所依赖的历史及人文线索。

像所有广义的地图一样,这张《金州卫山川地理图》也承载着一定的地理信息。图上标出的地点共计57处。其中,庙4座:龙王庙、关王庙、晏公庙、天妃庙;坛3处:鬼神坛、社稷坛、山川坛;带有“城或卫”的地名有5处:金州卫、伯毋城、望海埚城、旅顺北城、旅顺南城;铺(驿站)和堡(驿站兼城堡)共5个:南关铺、楼子铺、甲店铺、棘针堡、石河堡;直接冠以驿站或运所的地名有2处:木场驿,旅顺递运所;台1处:三王山敌台;基1处:龙凤寺基;以山命名的墩有10处。剩下的都是,岛屿加岛墩共26处。

T1

【图1,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图片来源:嘉靖本《辽东志》。】

这张图出现在明嘉靖本的《辽东志》上。这里,《辽东志》的编纂过程就多坎坷。按说,方志编撰在中原和江南,到明时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用《辽东志》早期编纂者之一王祥的话说,“郡国有志,其来远矣。兆于上古‘九丘’,昉于《禹贡》及周之《职方》。其制未备。至汉地理志,始为详悉。唐图十道,宋编九域,则记载愈密矣”[1]。至于辽东为何无志?王祥解释说,“唯辽为极东边境。元季肆为战区。图籍漫无存者”[2]。这就让《辽东志》的编撰们,必须从图志的基础资料收集工作做起。

董越与王祥在为《辽东志》所撰写的序与跋中都证实了,早在永乐初年,朝廷已“遣使东来”、“搜辑遗稿”。王祥记述得更为清晰,王祥从燕山来辽东上任时,永乐稿已经成集,“既上遗稿。具存越二十年”[3]。至于这已经成稿的方志为何迟迟不得付梓。陈宽给出的解释是“辽旧志厄于兵爨”[4]。《辽东志》按,于正统八年(1443年),前左府都督佥事掌都司事王祥,继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开始编撰九卷本的《辽东志》。这句话的真实状态应该指王祥“惧是编岁久散佚,乃托同寅毕侯、董工锓梓。以永其传”[5]。王祥和毕恭等人,一道将旧稿进行整理之后,刻了版。“惜乎,书未行,侯竟不禄”[6]。毕恭的去世,导致“乃者典守乏人,因循数年,而刻板凋落”[7]。王祥曾为逐渐凋落的雕版,花了5个月的时间易其损朽、补其遗缺,以便后人相继。适才有了董越序中所言,“分守辽阳副总并广阳韩公斌,久有志,未果。会监察御史新河陈公宽奉命出按兹土。议既克协”[8]。韩斌终于等来了朝廷派下的监察御史陈宽。陈宽拍板,把文稿整理事宜交给了当地退休的大尹邵奎,把校对的工作交给在自在州[9]做州守的陈垲准。及至明弘治元年(1488年),易手多次的《辽东志》,在二次刻版之后被首次刊印出来。因此,所谓“毕恭本”就是毕恭与王祥对永乐本的编撰成果[10]。到了嘉靖八年 (1529),巡抚直隶婺源人潘珍携三位被贬到辽东的儒士开始重修《辽东志》。转过年来,潘珍又辞世,重修的事情又搁置下来。及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巡抚都御史河南钧州人任洛与时任巡按御史史褒善[11]商量:“辽志之不传久矣。以皇朝一统舆图之盛,顾使文献不存,典故不彰,而考证无据,得非政之阙者乎?”[12]二人观点一致,遂告知镇守少监王乐山、总兵马恒斋要重修《辽东志》。恰好 “东岩徐君、北郭刘君、初亭程君,旅寓于辽,乃礼而请之。得成稿若干卷。属苑马冯子、太仆李子、吕子,分守参议高子、分巡佥宪张子,参校之。踰月而志成。俾都司刘大章、陈善、徐府,刻而传之”[13]。这段文字里所提到的徐、刘、程,就是8年前曾与潘珍一道志在重修《辽东志》的文士。刘大章、陈善、徐府,皆在《全辽志》里有记载[14]。靠着这些具体承办者的努力,还有18位生员的校对,嘉靖十六年本的《辽东志》终于问世。本文所要谈到的《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就出现由任洛主持编撰的这个版本里。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李辅认为“旧志舛讹脱落甚多”,又开始重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辅为增本冠以《全辽志》付印。据辽史专家、《全辽志》的校对者金毓绂考,李辅本从嘉靖四十五年,到万历三十七年,也曾在多次的翻印中做了少数的修改。清时,此本以钞本的形式流传。日本人前田利为手中藏有一稿,并于日本大正元年(1912年)铅排付印。

表一:《辽东志》的编撰过程

版本

编撰年代

刻版

印本

传世

永乐 本

1420年代

手稿传至毕恭、王祥

毕恭、王祥 本

1443年

毕恭稿传陈宽、韩斌

陈宽、韩斌 本

1488年

传至潘珍、任洛

潘珍 本

1529年

 

任洛 本

1537年

有(1537版)

李辅 本

1565年

有(1566版)

有(1912版)

《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属嘉靖本《辽东志》17张地图中最后一张。与同期的舆图(比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罗洪先的《广舆图》)或其它地区的方志地图比起来,这张图的绘制质量怎么讲都不算一流。概言之,中国古人用以描绘山川地理的地图测绘技术并不以线性和统一模式在各地各代间演替发展。地理史学家王墉曾感叹,以裴秀的“制图六体”论起来,中国古代地图在测绘精度以及规范上似有“宋不如唐、明不如元”的现象(王墉1958)。王墉先生生前没有看到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地图。如果他看到的话,也许会说,裴秀时代的地图制作水平,未必真就高过西汉。这种测绘技术水平的起伏,追究起来,跟地图本身的身份有关。汉唐地图只面向权力阶层,属于军事机密,甚至还带有神秘和神圣色彩(余定国 2006:p.30)。地图的绘制者亦非一般绘工,多为通晓天文地理诗书绘画的大家(王墉 1958;余定国 2006; Clunas 1997)。这样一来,测绘的知识,必定是少数精英所垄断的知识,怎会轻易地在大范围扩散?及至宋代、明代,正是图经关系发生变化的两大朝代。那些附在方志里的地图,在功能要求上,跟唐、元军事地图或标注着户籍的版图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西方地理学者常言,欧洲地图自文艺复兴之后逐渐走向“图” “志”分离的过程,反观中国古代的“图”“志”关系,时分时合。起码明代有一部分地图演化成为方志“述、记、志、传、图、表、录”的七体之一,成为描述性地理知识的一个有机组成。加上从南宋到明代,制版技术的普及,方志地图在丧失了测绘精度之后,也日益成了大众读品里的视觉图像(潘晟 2004;潘晟 2005; Clunas 1999)。

T2.1 T2.2

【图2,《金州卫山川地理图》与大连地区航拍图片的对比。 其中,图2.1.:嘉靖本《辽东志》;图2.2, 大连地区航拍图,图片来源:www.google.com】

以“制图六体”去衡量《金州卫山川地理图》,结果肯定不会令人满意。“分率”失调已显而易见。我们把这张地图和今日的航拍做一比对,就会发现,明代金州卫所管辖的范围包含了今日大连市内四区(676平方公里)、旅顺(506平方公里)、金州(1352平方公里)、庄河石城岛(27平方公里)、王家岛(5平方公里)、长海县(156平方公里),外加普兰店市南部的部分土地(不详)。总面积在3000平方公里左右。而占据了图面相当面积的金州城也是可以在航测上找到精确城址的。今实测明清金州城池数据为南北长930米,东西宽670米。面积为0.7平方公里。周长为3380米,折合明尺为6.88里。《辽东志》上说,“金州城:旧有土城。洪武四年,都指挥马云、叶旺增筑。十年,指挥韦富包砌。周围六里,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七尺,阔六丈五尺”。虽计里笼统,仍可证明金州城的大小在1平方公里之内;《辽东志》上又说,旅顺二城距“金州城南一百二十里。其城二。北城,洪武四年都指挥马云、叶旺立木栅以守。二十年,设中左所。永乐元年设都司官备御。十年,指挥徐刚砖砌周围一里二百八十步。池深一丈二尺,阔二丈。城门二,南靖海, 北威武。南城:永乐十年,徐刚筑砌,周围一里三百步。池深一丈二尺,阔二丈五尺。门二,南通津,北仁和。登州卫海军军需至此”。也就是说,旅顺二城的面积,各自不过几公顷大,叫做军事据点不为过。如果按正确的比例去描绘的话,金州和旅顺双城,在这个比例的地图上,都是一些很小的方块。

至于“准望”、“方斜”、“迂直”等,这幅地图更不可信。无论是“石门墩”的地理位置,还是“旅顺”、“望海城埚”的地理位置,它们相对于金州的方位关系都非常不准确。整个半岛像一团可以被任意揉捏的面团,从原本呈西南-东北走向的长条形地貌,被揉成了一张圆形的大饼。可以说,这张地图大幅度地扭曲了该地区的地理位置之间真实的空间结构与方位关系。

既然如此,用“制图六体”去审核《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即徒劳、又无聊,既然明代人也不会依据此类地图去做施工建设上的预算判断,那这样一幅失去了数学精度的方志地图在它诞生的年代里,还会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呢?绘制了《金州卫山川地理图》那些明代人,知不知道“计里画方”?如果知道,为何文字所记录的道里与图面表达会出现如此偏差?是他们刻意要掩盖地图上某些信息的直接呈现吗?是他们觉得方志地图原本就是文字的附属而不必过去精确吗?如果仅为示意之用,那些墩、台的图例,城池的表达,只是对于地图符号的借用吗?是他们的绘图知识止于这个层面,还是他们觉得,此类地图就该这么去画?最终,上述疑惑都汇成为一个疑惑:绘制这幅地图以及其它16张地图的人是谁?

是毕恭吗?是那位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上疏,建议在“海州卫至沈阳中卫之间,应分作四处,量地远近,筑置堡墩,调发官军往来巡哨,于要冲路口布撒钉板、铁蒺藜,以绝敌归路,便于会合追击,得以防护屯种”的毕恭吗?毕恭也因“图上方略,开设迤西边堡墙壕,增设烽堠,兵威大振”,由定辽前卫指挥佥事擢升为代理都指挥佥事。以后又调到前屯卫,负责守备。但是,这位在地方上口碑不错的佥事去把那么多的地理信息绘制成图,可能性有多大?汉学家范德(Edward L. Farmer)、潘晟等人曾考证,明代方志编撰时其地图的绘制者往往出自地方上的儒生儒士、普通绘工或专业刻书工匠之手(范德2000;潘晟 2004; 潘晟 2005)。偶尔,一些方志会在文字内提到地图绘制者的名字或制图过程,如崇祯年间的《吴县志》所提到的徐霖。托毕恭编撰永乐本的王祥在《辽东志序》中略提了一句:永乐年间的编纂者“延儒雅、寻故老,据其闻见考彼事迹,参互捃抚,乃克就编,既冠以图,模其山川地理之胜”。若是这样,说明永乐本里已经有了地图,这些地图的绘制者,会是永乐初年那位负责编撰辽东志的使臣吗?

事情似乎又没有这么简单。《金州卫山川地理图》上所标志出来的“望海埚城”、“木厂驿”、“旅顺驿”,都是在永乐十六年(1418)刘江抗击倭寇时才开始设置的[15]。图上所标注的众多墩台,于成化二年(1466)才基本完善。而金州城墙上,于嘉靖四十年(1558年)增筑了4个角台。由此推断,《金州卫山川地理图》所描绘的图景,该是永乐末到嘉靖末之间的面貌。即便永乐本上有过初图,后人还是把那些墩台都画了上去。那是谁,在《辽东志》不断被修编的过程中,绘制了带有诸多墩台的《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呢?普通的画工能有对各墩台进行考证的资格吗?如果是文士或官员,会是弘治元年(1488年)参与了旧稿删减的邵奎[16]?是与潘珍一起以及后来被任洛礼邀的徐文华[17]、刘琦[18]、程启充[19]等人吗?还是负责 “刻而传之”的刘大章、陈善、徐府?

近在咫尺,我们尚无法从已知的史料中把《金州卫山川地理图》的绘制者给请出来。这多少有些遗憾。从该图的制作特点上看,这位制作者很有可能既熟悉当地的军事设施,又拥有一定的制图常识和技能。只是,他所绘制的地图,重点似不在地理信息表达的准确性上,而是有着技术之外的其它目的。

什么目的?除了表达地理信息之外,这张地图还有什么其它的目的吗?这也正是本文开篇时所提及的核心话题。

无论何种地图,实则都不会像它们初看上去那样,对它们所描述的世界保持中立。地图不可能把所有的地理信息都画到图上去,因此,从土地到地图,再从地图到地图所希望“呈现”的世界,并不存在着单纯而可逆的过程。从土地,到地图,再从地图,到解读者理解的意象,这里存在着一次次的筛选,一次次有意或无意的突出、掩盖与变形。美国汉学家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就曾直观地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地图的制作,不太顾及源自物质证据的真实形态,这样的制图方式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不只跟对未来的期盼有关。那些描绘着可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根本就不需要存在的街道或城墙的线条,代表的是对当下城市的一种决心,不管这当下的城市的真实形态如何,这样的城市地图已经将之理想化,赋予当下的城市以上古的形态。当我们意识到中国地图的制作有着漫长的历史的时候,并且,中国人很早就能够根据比例去绘制精确的区域或是城市地图时,这一现象令我们特别地惊讶”(Steinhardt 1998:p.1)。

T3.1 T3.2 T3.3 T3.4

【图3,夏南悉比较过汴梁与临安的考古复原图与各自方志中的地图。其中,图3.1.为北宋汴梁的考古复原图,图3.2.为《事林广记》中的汴梁地图,图3.3.为南宋临安的考古复原图,图3.4.为咸淳《临安志》里的《皇城图》。图片来源:转引自Steinhardt 1998, p.7, p.7, p.8, p.9】

夏南悉给出的例子是汴梁(开封)和临安(杭州),它们作为历史上王朝中心,不管其地貌条件如何,城市真实的物质形态如何,走到方志地图上,都被绘图者改造成了《考工记》里“王城”的形象。这当然不是绘制错误,而是绘图者有意在真实的城市身上,投射了他们对古代美好秩序的憧憬。用夏南悉的话说,“赋予当下的城市以上古的形态”,在过去和现在的对话中,寻找未来的可能。

回到《金州卫山川地理图》身上,它的制图人也选择了对于大连金州地区的自然地貌进行了类似的理念投射。当周围的地貌被柔软地摊成大饼时,这地图上的中心就成了金州古城。

那金州真是这一地区的真实中心吗?说起来,历经辽、金、元、明四朝,金州的命运很悲壮。在辽兴宗年间(1031-1054年),金州还叫“苏州”。那时,金州城里住着的居民,都是被契丹首领强迁到此的苏子河畔的南苏人[20]。契丹人为了防止女真人跟南宋汉人有交往,就在今日南关岭到大连湾一线,设了木栅栏(后筑土墙)的关墙,史称“哈思罕关”。 到了金代,此地的女真人起义被镇压,并被金人强迁到山东。苏州荒芜,沦为化成县,隶属于复州。直到1216年,即金代的贞祐四年,化成县升为 “金州”。元初(1284年),金州的屯田户恢复到了3641户、屯田2523顷的水平[21]。洪武四年(1371年),马云、叶旺自登州带10万大军登陆旅顺,与残留在金州一带的哈纳太尉余部展开拉锯战,战到洪武八年。

纵观明清两代辽东地区的城镇体系,重要的城镇都沿着辽河带状生长。明代《辽东志》的描述重心就在辽阳、广宁(北镇)、开原一线,而不在沈阳或金州。但这样的史实并没有妨碍地图的绘制者在描绘金州时,把它描绘成为辽南的中心[22]

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明王朝将山东渡海到辽东的军人与当地居民同编入军籍,并从江、淮、齐、鲁移民辽东,实行军垦。当地军民“二三成守城,七八成耕种”,为解决交通运输和作战需要,又把辽东设为饲养军马的基地,在辽阳设主管马政的辽东苑马寺,在复州设永宁监。后辽东苑马寺由辽阳移到复州、永宁。经过了永乐年间的抗倭战斗,明军海防的要求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到了嘉靖年间,整个辽南地区的管理权才移至金州。金州开始兼管金、复、海、盖四卫的兵备、边防和海运。此时,随着屯田之后的农业恢复,金州地区开始繁荣起来。“金州卫有额田6742顷,复州卫有额田1044顷,占辽东地区额田的1/4。金州卫有人口51156人,复州卫有人口10307人,占当时辽东总人口的1/5。大连地区的农业、养马业、冶铁业、盐业、商贸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辽、金时期建成的金州、复州土城已改建为颇具规模的砖城,辽南大地开始出现了村屯相望、阡陌相连、仓廪有余的景象。当时的金、复、海、盖四卫‘各仓原收积米豆可足十余年之给’,被称为膏腴之地,出现了自汉代以来的又一个繁荣时期”(李振远 2009)。

但如范德所言,一个城镇能够在明代方志地图上被描绘成为地域性中心,除了繁荣,更在于那些城镇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这是衡量城镇价值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官员政绩的标准之一。《绥中县志》赞扬毕恭“任五年,边鄙宁谧。进掌都司,抚士卒,革奸弊,广田屯,兴学校,政事平理,军民咸称之”。在毕恭的这些功绩中,边防、守备,属军事成就;屯田,属生产;抚士卒,革奸弊,属政治;而边鄙宁谧,兴学校,都是怀柔教化的工作。包括编撰《辽东志》,也算明王朝教化地方人民的一个具体措施。因为“志,纪也;纪其事以为鉴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有史,而褒贬劝惩之法明天下,有志,而得失鉴戒之义彰其信,今而传后一也”[23]。毕恭在其《辽东志序》末尾也说,“以永其传,使凡来者,皆知皇朝普天率土之广大而因有所采摭云”。

在这一点上,《辽东志》的编撰者、审查者、地图的绘制者,基本走到了一起。在《辽东志》所有的序与跋中,编撰者们都表达了一种以史为鉴、以志为鉴、以图为鉴的用意。这些史、志、图表达了一种辽东地区终于重回文明怀抱[24],再次为京师分忧解难的那种定位。王祥说,“我皇明抚,有天下郡邑之广,生齿之繁,山川、形胜、制度、沿革之由,在在有书可考,惟辽为极东边境,元季肆为战区,图籍漫无存者”[25];龚用卿说,“辽地为京师左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夷夏之所交也。实畿辅之要防,山海之雄服也。唐宋以来,为辽金之窟穴。我皇明抚而有之,列军卫、置防守屹然为巨镇矣。夫夷虏杂处,则漫漶不可稽矣。军卫分布则涣散不可一矣”[26];任洛说,“以皇朝一统舆图之盛,顾使文献不存,典故不彰,而考证无据,得非政之阙者乎”[27]?

这种“华夏-胡夷”的对立,在地图上,以突出金州与周围岛屿的二元关系呈现出来;当然,它也映射在辽阳之于金州、 “京师之于辽东”的二元关系上。过去,像《唐一行山河两戒图》、《禹迹图》、《华夷图》所展示的那样,中国舆图历来不缺少通过星座分野或是大河分界、长城分区,将文明与野蛮、华夏与胡夷区分开来的表现手法(唐晓峰 2008;余定国 2006;王庸 1958)。《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延续着这一传统。如范德所言,当明王朝的势力扩张到了辽东,进入了金州城之后,整个区域的地图所要表达的城与非城的空间关系,就不再依据聚落的真实尺寸排位了,而是按照它们在区域内的重要性被置放到中心或是边缘,放大或是缩小。金州被画得最大,因为内设了儒学、官府和各类关庙(范德 2000)。其次是旅顺,然后是各驿站,次之是墩台。村庄、民舍、街巷,在这种地图上,统统变得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倒是印证了葛兆光先生对于明代方志地图的个人解读,“见物不见人”(葛兆光 2004)。

这样看来,与一般性地图比起来,出现在明代《辽东志》里的这张《金州卫山川地理图》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重点。它既像一张海防分布图,有着完整的城、埚、墩、台、架的等级防御体系,同时,又呈现着大明王朝所要体现的文明中心与边缘世界的关系。地图上的坛与庙就捍卫着金州城的中心地位。山峦和岛屿,作为被辐射的自然地标,构成了金州的屏障和边缘。准确地讲,地貌要素在这张图上反倒降为配角。

譬如,有两大地貌要素在这张图上被呈现得很是寡淡。其一是河流。这张地图标注出众多岛屿,可对岛屿与金州之间的土地,表现得异常空旷,并且省去了道路。这实际上在削弱这张地图作为地图的实用功能。不仅如此,这张地图还省略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河流。

据大连市水利志记载,当下,含瓦房店(即,古代复州地区)、普兰店(曾部分属于复州,部分属于金州)、长海县的“大大连”区域内,共有河流220多条。明代从金州到旅顺之间,河流没有200,总不会一条皆无吧?然而,这张地图就是一条河流都不表。

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们猜,一来,可能这张名为“山川地理图”的地图,其重点并非完全在“山川地理”身上;二来,可能这张地图真实地反映着古人对于大连地区河流水系的认识。大连丘陵众多,河沟也就众多。不过,河流流程多不长、流域狭窄,且多为季节性河流,雨季有水,旱季就会干涸。对于地图的绘制者来说,这些季节性河流都不在表现范畴之内。

但是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河流在地图上的消失而消失。《全辽志》、《金州志》里,常有骤雨成涝或是农民旱季祈雨的情节。这张图上金州周围的那些庙宇,从龙王庙、天妃庙、晏公庙,到观音阁、响水寺,个个都与海、河、水有关。这就从另一个方向提醒我们,水系可能是该地区生态环境中最为脆弱的一环,稍不留意,就会导致河流断流、海水倒灌。

此外,这张图上略显寡淡的另一地貌要素就是大海。这里,绘图者把渤海与黄海海面填满了等距的海浪,却省略了海上的岛礁,以及通往登莱的海道。有人也许以为大海就该这么被呈现。可与以描述海运为主题的海图们比一比,这幅地图上的大海明显成了陆地的陪衬,甚至还弥漫出某种陌生与危险。

T4

【图4,被樊铧勾画出海道的罗洪先《广域图》局部,图片来源:樊铧 2009:p.301;】

T5

【图5, 永乐年间海运、河运并举的时代。图片来源:樊铧 2009:p.67】

这样的解读并非主观臆想,因为海禁从来就是大明王朝的一项政治策略,并深刻地影响着沿海地区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编撰《全辽志》的李辅就对海禁颇有微辞,他在《全辽志》里特意添加了《海道》一项,记录了海禁前后对于山东、辽东地区百姓生活的影响。

李辅首先指出,从山东到旅顺、经金州到辽东曾是“汉伐朝鲜”、“唐之征东”的要道。自洪武初年,海道也是从山东向金州为军队补给粮食和布匹的前提。永乐之后,由于辽东屯田,粮食来源可以逐渐自己解决。粮运始废。海运只承担军布的岁运。这里,李辅并没有直接提有关北京的漕粮运输。事实上,永乐初年,南方诸省向北京提供的漕粮,是靠海运、河运双线完成的。所谓的陆运,是水路交替的办法。永乐元年有人提出,从淮安府,用三百石大船“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颖岐口跌波下,复以船可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波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至八柳树等处,令河南军夫运赴卫河,转输北京”[28](樊铧 2009:p.66)。明成祖采纳了这个建议。而永乐九年(1412年),山东段的元代古河道会通河段被疏浚之后,漕粮的运输仍坚持海陆并进。到了永乐十三年,漕粮的海运才被终止。永乐十七年,刘江在望海埚城大败倭寇。朝廷以为“其患亦绝”。这样,从山东过来的军布岁运也在弘治十八年停止。

海运和河运,原本不存在着非此即彼的对立。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明王朝的海上势力既可以完成向北方战场输送军需的任务,也可以镇慑沿海的倭寇海盗,并曾派出过郑和下西洋。从技术上讲,海运也不是真正的问题。然而,一旦选择了河运,漕粮的运输从北到南就产生了一条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利益链条。漕运之事,关乎国体。明王朝选择了去跟黄河淮河运河做斗争,也不愿意冒海运的危险。有关打通胶莱河的事情,就在河运倡导者的反对声中一次次被搁置起来。

结果,临清一线繁荣起来,胶东地区持续破败。山东与辽东各守着海岸线却无海上贸易往来。嘉靖“三十七年,辽东荒歉,乃欲求通”[29]。可是,“海运之废已非一年,若以打造船只、装运‘布花’为名,则价值苦征求之难,造作惜人工之费,万无可通之时”[30]。海运多年的荒废,直接造成海运漕船制作的荒废。“为今之计,暂疏海禁,随民间有力者,各置船只,从先年故道,自相贸易。登、金两岸,设法稽查。其岁运‘布花’仍从原议,征收‘折色’照旧”[31]。这就是嘉靖三十七年的临时通海措施。“舟通数月,逮前巡抚路可由设言,岛人一闻调船,必弃业啸聚,急请停止。部遂据以却诸议。而不虞其为越吟也”[32]。户部听从了路可由的陈词,认为海运扰乱了地方正常秩序,户部也就终止了变通时期的民间海运。李辅也明白,“海禁之意,不在所言之害。而恐通后,吾执左券以责备耳矣”[33]。这句话道明了,国家不提倡海运,不愿意在地方之间挑起事端。

李辅在《全辽志》里所描述的这段历史,为《金州卫山川地理图》呈现大海的方式做了最精确的注释。对于明朝廷而言,地图上那些波涛,更多地代表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危险。比之晚明广东沿海贸易的繁荣(无论是合法生意,还是走私),金州地区的海岸线在多半的时间里处于荒废的状态。辽金时期,哈斯罕关墙把金州与海的联系,锁在南关岭处;而明代,这道“关墙”就是这张地图上的那些墩台。

看来,地貌要想以所谓“自在”的方式走进地图表现,并不容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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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王祥《辽东志序》,嘉靖本《辽东志》卷尾。

[2] 同上。

[3]同上。

[4] 见陈宽《重修辽东志后序》,嘉靖本《辽东志》卷尾。

[5]见王祥《辽东志序》,嘉靖本《辽东志》卷尾。

[6] 同上。

[7] 同上。

[8]见董越《重刊辽东志序》,嘉靖本《辽东志》卷首。

[9]当时专门安置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10]此本今已绝迹。

[11]号驼村,直隶开封人。

[12] 见史褒善《辽东跋语》,嘉靖本《辽东志》卷尾

[13] 同上。

[14]刘是宣府镇守,辽阳人;陈善是永宁守备,京卫人;徐府是分守宁前参将,海州卫人。

[15]见《金县志》,p.12。

[16]其师为被贬辽东的江夏人辛浩。

[17]徐文华,字用光,号东岩,四川嘉定人。明代正德年间进士,曾任大理寺左少卿,嘉靖六年被谪戍辽宁铁岭。

[18]刘琦,字廷珍,号北郭,陕西洛川人,明代进士,曾任兵部给事中。嘉靖年间,因冤入狱,后被谪辽宁沈阳,经十年遇赦回归。

[19]程启充,号初亭,四川嘉定州人 监察御史。

[20]今辽宁新宾境内的女真人。

[21]见《金县志》,p.11。

[22]真正接近这一状态的,是金州在嘉靖年间的区域地位;所以,我们多少有理由去推测,这幅地图不像永乐手稿里的地图。

[23]见龚用卿《重刊辽东志序》。

[24] “唐宋以来,为辽金之窟穴。我皇明抚而有之”, 经筵官龚用卿在《重刊辽东志序》中表达的正是此意。

[25]见王祥《重刊辽东志跋》。

[26]见龚用卿《重刊辽东志序》。

[27]见任洛《辽东志序》。

[28]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户部尚书郁新的建议。

[29] 见李辅《全辽志》中《海道》一项。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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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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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退的岗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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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本】隐退的岗丘

作者:城市笔记人

Gangqiu1 

站在正金银行(今中国银行)的小穹隆里南眺,穿过“大广场”(今中山广场),在夏季的某个下午,摄像师的镜头凝固了大连市官厅(今工商银行)灿烂的正脸以及大和宾馆(今大连宾馆)的一角。中景上,满铁医院(1925年竣工)的屋顶眼见着就要完工,所以,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八成就是1925年。此时,距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已经过去了20年。其间,日本人按照俄罗斯人留下的蓝图,把一个北方渔村经营成为未来伪满洲国的样板。为样板拍照,拍摄者用心良苦,镜头所及之处,绿草新树,时尚的欧式建筑在广场上围出了一道布景,部分地遮挡了身后的棚屋矮房。这些景物凑在一起,代表着所谓的活力与进步。

 

又过了6年,有人把这一视角的意义诉诸了文字。专替日本人歌功颂德的《太平洋纪元》(Pacific Era)主编(后来伪满洲国的发言人)写到:“在中国,城市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却没有任何进步。如今,却没有哪个美国西部新城能比大连发展得更快。她甩掉了所有中国北方城市的发展步伐。当俄罗斯人离开这里时,大连只有几千居民,现在,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城市了。1930年,大连已有居民39.6万,1930年,大连的财政投资是其1915年时的18倍” Adachi 1933: p.4)。跟着,主编笔锋一转,用“见证人”的口吻描绘起他所看到的大连:“在那么一个早晨,太阳和空气中的一丝秋意,吸引着我从大和宾馆出来,朝着这个城市身后的碧绿群山走去(I picked my way towards to the emerald hills behind the city)。只经过3个街口,我就来到了铺着沥青的岔道处。那里,在一处隆起的高地上,耸立着这个城市最为雄伟的建筑物。它就是著名的大连医院。这组身上贴着面砖的水泥建筑,占了足有4个街区的地块,即便是放到纽约上城的建筑群中去,也会毫不逊色地彰显出它的尊严”(Adachi 1933: p.4)。

 

初读这些文字时,吸引我的,除了作者的政治立场以及当时大连已经拥有了沥青路面这样一类细节之外,要属作者不经意间所描绘出来的走向碧绿群山的感觉。从大和宾馆(大连宾馆)到铁路医院(即大医),不过300多米的路程。大和宾馆前大广场的地面标高为+15.3m,铁路医院的地面标高为+29.0m,二者相差13.7米。由于铁路医院的底座距路面还有1层半高的台阶,那从大广场过来,道路的平均坡度也就在3%左右。在漫岗比比皆是的大连,这点起伏本算不了什么,今天生活在大连的人对这样的坡度也不会太注意,那为何这位作者在当时就认定自己正在走向一处高地,尤其是走向城市身后的碧绿群山呢?

为了P1010621解惑,我也站到了中银的二楼(很遗憾,通往穹隆的楼梯已被封死),也于去岁冬日的某个正午拍了一张南眺的照片。与几十年前的光景比起来,中山广场上的工商银行和大连宾馆已经没有了往昔的气概,大医沉没在楼群的夹缝里,“绿山”露出它山顶上的观光塔,而观光塔则像杆插到沙盘模型上的小旗。目睹这一幕时,我颇为感慨:看来,我们对于高差的体验,还真不能简单地依靠卡路里去测算,当土地上出现越来越多100米以上的高楼后,谁还会特别留意3%的起坡呢?

有关高差的体验,在那一刻,似乎变成了一个相对性的命题。是这样吗?我问自己。跟着,我就沿着解放街(日占时期叫“萨摩町”)一路向走向了大医。沿途,旧照上的矮房子早就变成了6层楼,再从6层楼房变成了20层楼、30层楼。在20世纪初年,大连《城市房屋建造暂行规则》总在提倡一级道路上的永久性建筑不能建得太低,檐口不要低于9.1米(30尺,或3层楼)(西泽泰彦 2004),以便给足这个新兴城市面子,让广场建筑能够以适当的高度在街道上延伸成为连续的界面。实际的状况并不随人意。日本人的私宅往往构不成设计师所希望的具有一定高度的连续界面。而自1990年代开始,广场建筑与街道建筑的主次关系发生了逆转。原本拥有身高特权的广场建筑们保持不变,它们身后的沿街建筑都成了类似博览大酒店这样有着里出外进的裙房或形象奇特的单体高层。几年之间,俄罗斯人梦想的和日本人经营多年的大连街道被雨后春笋般的高层们所打破。不仅如此,昔日街上流畅的街景,还被轰鸣的工地、上上下下的升降机,来来往往的小汽车,所打破。如今,抢夺行人注意力的,不止有建筑的高度,还有马路上的信号灯、广告牌、噪音,谁还会特别理会到这个城市地表的微起微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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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对于坡度和高差的感受,不仅仅源自建筑物体量大小之间的视觉反差,它更属于整体的身体感觉性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的身体感觉,那就不止视觉,还包括我们对于温度、声音、气味、速度等的感知。如皮埃尔.弗朗卡斯特(Pierre Francastel)所言,工业时代的机器、技术、速度,在把自然环境改造成为人造环境的同时,还以各种方式整体地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能力。譬如,他曾记录过一次驾车返回巴黎时对于在高速状态下对隧道造型的光线条的全新体验,并醒悟到这种体验真就已经走进了现代艺术:

“4年前的某个夜晚,我开车在高速路上返回巴黎,经过一段隧道。那隧道的拱顶上,用的是一簇簇梅花般的灯光照明的,我在那里经历了一种奇异的感知体验。当我的车子高速行驶在拱顶下的时候,交织在一起的几何形体和点光源体系似乎发生了旋转。它们以形状和隧道空间的流动意像呈现在我的眼前。第二天,我去参观了一场德洛内(Robert Delaunay)的作品展。他是迅速吸纳现代文明的真正艺术先锋。在我看来,德洛内对于光的使用,在60年前是根本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用光方式揭示了我们跟现实生活的直接接触,虽然这样的感受早就存在了,却只是近来才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因为技术首次让人们注意到了它们的存在”(Francastel 2000: p.163)。

弗朗卡斯特的例子,旨在阐述现代人自身感觉能力的变化。但他的洞见,于我的疑惑似乎仍隔着什么。仅仅是因为那些看似无序、实则生动地体现土地市场逻辑的高层们把这段高坡比下去了吗?仅仅是因为路上的车水马龙分散了我们对于起坡的关注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就在那张照片上面,而我却没有捕捉到?疑惑之余,我又把1925年的旧照和那段笔记拿出来做了一次比对。这一回,我还翻出来俄罗斯人的规划图、日本学者越沢明撰写的大连城市规划史以及大连的方志和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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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重又打量起那张1925年的老照片时,我开始注意到了照片上拍摄者的视点与铁路医院的地面差不多平齐,在这样的高度上,市官厅、大和宾馆、铁路医院构成了画面的近景、中景,除了市官厅的塔楼刺穿了群山的轮廓线,其余的建筑当时全部笼罩在连绵的群山下。那么,如果我们落到1925年的地面,当我们走过大和宾馆,我们将看到什么?我想,我们一定也可以会像6年后那位作者所见到的那样,在铁路医院的周围,一眼就可以纵览环绕着大连南部的南山、绿山、白云山。那位作者说,自己信步走向碧绿的群山,他并没有夸张,只是在直观地描述自己的感受而已。那时的群山对于大连这座城市而言,如此迫在眼前,如此地亲密。

这是一种无需设计的自明性事实吗?是不是换了任何规划,只要房子足够低矮,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正在从城市里走向群山呢?起初,我还真没有留心这一现象。似乎我们把一堆小房子扔到山脚下,面对着河流,城市自然而言就会有了一种“依山傍水”的感觉。进一步追问时,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依山”并不直接等于“走向群山”。即便是“走向群山”,我们既可以“曲径通幽”地走向群山,也可以像1925年的大连这样,以笔直的轴线从圆形的广场走向群山。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在大连这样的“走向群山”的感觉里到底包涵着怎样的设计意图?

 

从照片上看,1925年的大连已经从俄罗斯人的规划图上部分地站立了起来。从大广场过来的马路,两侧已经种上了行道树。这些行道树像两道绿墙,笔直地指向高地上的医院。道路在这里分岔,一条通向南山,另一条通往绿山。相信走到这个岔路口的人,在当时都可以从任意一条路上,看到下一个标志性建筑以及建筑背后的山峦的。就这样,在1925年,大连城市的道路由这样的一个个由标志性建筑构成的节点,把行人从平地领向高地,再从高地领向山脚。那时的居住建筑多是12层的小房子,城市舞台上最突出的主角就是雄伟且轮廓完整的山峦。对于从大广场走过来的行人来说,看似宫殿般高大对称的医院,同时拥有着双层的作用:它能向行人显露出它的基地是背后群山山脉的一种绵延,它对脚下的高地做了更为高耸的强化。

 

这是那张照片的关键所在。铁路医院之高耸,并不是在任何地貌上的高耸,那些民宅之低矮,也不是在任何地貌上的低矮。面对这样的情形,谁敢说,这个城市在走向群山时没有一定的设计策略?但是,这样的设计策略到底怎样解读了大连的原始地貌?它体现了地貌本身的历史和文化吗?还是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一厢情愿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重读大连地貌的自然史以及最初的那些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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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辽东半岛的尽端,“大连属辽东台隆的大连复州台凹。上侏罗纪到中白垩纪的燕山造山运动,使本地区地壳隆起,发生了褶皱与断裂。从中生代末到第三纪初,隆起的山区逐渐被剥蚀。第三纪晚期的新构造运动,使被夷平的山地上升,强烈的第断层活动使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分开”(王会全 1995p.3)。也就是说,大连与山东半岛的隔海相望的格局,仅是在300万年前才开始的事情。此后,大连三面被海环绕,南部、西部、北部,群山起伏,从旅顺口到大连港,从金州到金石滩,大连主城区里多台地、丘陵和漫岗。由于渤海和黄海不同的海洋特征,大连主城区里有着多样的小气候和岩石土壤条件。像靠近渤海湾的地带,由于浪蚀、海蚀、风蚀程度,都不及黄海沿岸,其海滩相对平缓、沙质细腻。过去金县乡下的老百姓管西部地区的土壤叫 “黄泥土”,说的是西部土壤隙度小,保墒性能差,适合栽果树。对比之下,山间的平原地带为“油沙土”,呈深褐色,土质肥沃,抗旱耐涝,适于种蔬菜;而东部地区多为“沙壤土”,团粒松散,适合种植花生。很可以理解,沿黄海的岸线像金石滩沿岸的礁岩奇观,就是古老坚硬的下震旦纪石英岩和矽质板岩,在强烈的海蚀、风蚀作用下,生成了海崖、海蚀洞、海蚀柱(也就是在此类多有蚀洞的地带,像金石滩和大连湾,我们才会看到有民间崇拜的“狐仙洞”)。被人们称之为“褡裢”的面向东南的大小海湾们,由于南有群山遮挡,东有海上三山岛的围合,自然地貌多为漫滩、淤滩。这里,在季节性河流、泻湖、潮汐交互作用下,陆地与海洋之间曾有被海水淹没又暴露出来的大片滩涂。唐代的“三山浦”,明代的“青泥洼”,描绘出来的正是大连市中心区的这一地貌特征。

 

的确,地貌起伏已经在大连见怪不怪了。往往地名中,最突出的都是些有关地貌起伏的形象描述。明嘉靖本的《辽东志》里,在金州卫山川地理一项里,只收录了河流1条(东沙河:今登沙河);山11座、峪3处,而提及最多的就是沿着海岸遍布的诸岛。兔儿岛、青鱼岛、死鱼岛、豹子岛、獐子岛、黄羊岛、老鹳嘴岛、耗子岛、猪岛、野鸡岛,都是用动物形象命名的;棒槌岛、荞麦岛、莲花岛、韭菜岛、葛藤岛、涩梨岛等,用的则是植物名称;其它一些岛名和居住者身份有关,像萧家岛、戴家岛;还有一些岛屿,则跟其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有关,像团山岛、零水岛(今凌水)、臭水岛、夹河岛、沙河岛、青泥岛。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面这些诸多本来濒海后来被城市圈进来的岛屿。像“青泥岛,城南40里;沙河岛,城南60里”,如今,它们都变成了后来大连城市里的商业街和闹市区了。

地貌中的高地,在过去有着军事上的实用价值。明代的方志地图上标志出来的海清岛墩、和尚岛墩、石门墩、雁岛墩、长沙嘴墩、罗家岛墩,其中的“墩”就是明王朝辽东防御体系里借助自然地势建造起来的了望台、烽火台。《柳边纪略》说辽东边墙“当初建时,量地缓冲,缓者五里一台,冲者二三里一台”。辽东边墙的防御对象是女真人,而金州地区(今大连)从明朝开始,其边防对象主要是海上倭寇。以古老的金州城为核心,从旅顺口到大连湾,明代以后,大连地区的临海高地,多成了军事哨所或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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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些地图上对于地貌尤其是高地的命名,多代表着官方的地缘政治兴趣的话,大连地区的乡人和渔民则会用更为生猛鲜活的名字去命名地貌[1]。像今日大连造船厂的位置,过去叫“青鱼口”;黑嘴子港区的位置,过去叫“大驴圈”;火车站身后以北的地带,叫“西河套”。大连港的地块过去叫“东青泥洼”、劳动公园一带过去叫“西青泥洼”。其间,从南向北流淌着大日沟(今寺儿沟一带)、二日沟(今港湾街、大众街之间一带)、 三日沟(今五五路)、 东河(自今南山,经今明泽湖、职工街,流入青泥洼北海)、 西河(自今南山,经今明泽湖、世纪街,流入青泥洼北海与青鱼口之间的海域)、小张沟(自今安乐街,经鲁迅路走向世纪街)、 大张沟(南起今解放街,经中山广场右侧,民意街、七一街之间,至民主广场)、西青泥洼河(经今劳动公园荷花池,青泥洼桥街流进大驴圈海口)。如果没有后来的沿海港区的建造,大连火车站背后的这片土地,过去都是平缓的滩涂。

不过,当1899年俄罗斯港口工程师、后来大连第一任市长萨哈罗夫(Vladimir Saharoff)开始谋划大连的未来时,他是不太可能顾及到青泥洼人有关地貌的生命体验的[2]。作为一位造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萨哈罗夫在考察了柳树屯(今大连湾)和青泥洼的海港开发条件后,把“达尔尼”港选到了今天大连港的位置。同时,“德国方面请了布卡利夫斯基、犹恒帝鲁两位建筑师”完成了大连的第一次总体规划(越沢明 1986:p.51)。估计,港区、铁路定线、俄罗斯人南满铁路的办公地和居住区,多是萨哈罗夫的意见,而那个尺度看上去像花园城市、广场轴线像巴洛克城市的欧罗巴区,更像是建筑师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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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罗夫等人的规划对大连的土地都做了些怎样的改造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规划与大连1899年的地貌图。如前所述,从今日大连港到劳动公园这个空间范围内,布满了南北向的冲沟河床。河床之间,是大大小小的岗丘。萨哈罗夫等人的规划有时会让道路借着河流走向形成放射,有时会将河道改成马路,像南满居住区和欧罗巴城区之间的那片洼地那样,成了日后布设铁轨的低地通道。而那些河流之间的岗丘们则被规划成了几何状的广场。像友好广场(+22.6m)、中山广场(+15.3m)、老的市政厅(今自然博物馆)、老火车站(在今火车站西侧)、铁路医院(+29m)、港湾广场(+3.3)。。。。。它们都曾是漫坡上的制高点。经由欧洲规划师们的改造,这些自然高地,从此变成了南满欧罗巴城市中市政及宗教建筑的广场基地。是的,当时的规划明确提出要把教堂以及庙宇都放到这些高地上。但是,这跟明代的那些什么“墩”、什么“台”没有任何关系。概括地讲,大连最初的规划就是围绕着自然高岗呈放射路网的一个个岛状片区的集合体。这个看着眩晕的巴洛克规划,既向大连的土地空投了欧洲人的建筑形象和城市理念,也借用了这座城市的原始地貌。尽管铁路医院的基地被修整成为对称的扇面、大广场被修整成为完美的圆、南广场被修整成为半圆,它们的选址和彼此的关系,却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根据基地条件加工出来的。最重要地,在俄罗斯人的初始规划中,从绿山经由今日劳动公园到火车站以西的这片地段,被保留留成为一处城市绿带。它既维系着从山到海的排水体系,也维系着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隔离。

殖民地的大连犹如身处一场旷日持久的白日梦。这座城市的规划一方面将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记忆欧化成了诸如“亚瑟港”(port arthur,旅顺港)、“萨姆逊山”( Mt. Sampson,即大黑山),另一方面,大连早期的规划和城市建设仍然坚守着城市与地貌的某种契合。在1925年,当我们爬上铁路医院的台阶回头望时,我们一定会清晰地看到铁路医院的中轴,穿过大广场,从“大山通”(今上海路)一直延伸到日本桥(今胜利桥)南广场(半圆广场),过了桥,在北广场(另一半圆广场)处一个微转,指向了俄罗斯人留下的老市政厅。这就意味着,过去的大连,通过一个个广场、一根根轴线,能把这座城市的海与山串联起来的。就算从海港方向拉向尼古拉广场(即中山广场)的85米宽的萨姆逊斯基林荫道,它填埋了原本的河流,却也把海对岸的大黑山当成了自己的对景(越沢明 1986p.53)。而后,日本人把他们在高地上修建的居住区都命名成为春阳台(今春阳街)、樱花台(今智仁街)、秀月台(今秀月街)等。

 

解读到这儿,如果有人再问我,那张1925年的老照片上到底体现了怎样的“走向群山”的感觉?我想我会回答:那该还是一种充满了殖民地时代布景城市的奇幻之感吧!就像大连的名字那样[3],我们在昔日大连走向群山的时刻,遭遇到的是起伏中的时空错位。

萨哈罗夫所主持的大连第一次规划通过在海岸兴港造地,打开了把青泥洼建成中国北方不冻港的可能;铁路线、公路线、道路线,渐次切割着这个城市的岗丘与河流伸到港口。骨子里,这仍然是一个资源掠夺战略下的空间规划。

从1908年开始,日本占领下的大连开始了它的第一次西拓,随着沙河口满铁车辆厂配套社区的建设,城市工业用地拓展到了沙河口和小岗子(西岗区)。尔后,镜之池、弥生池、春日池这些沿着南山绿山山脚修建的水库相继出现,改变了大连城区从山到海的水流方式。这才使得火车站一带的商业区得到了开发的可能。在1910与1920年代,日本人对于俄罗斯人在大广场以南以西的未建成规划路,实施了大幅度调整。“大部分曲折道路在1907年废止,变更为直线形(尤其是在旧别墅区)。旧别墅区原为高级住宅区,采用大街廓形式,于1907年的计划案配置道路时将街廓尺度缩小。‘俄国时代’广场原来预定配置当地标的教堂建筑,然而‘日本时代’的神社、佛教寺院等宗教建筑则配置于南山山麓”(越沢明 1986: p.59)。道路的拉直和小街区化,意味着土地平整。果然,大广场以南的原始地貌在日本人占领大连之后,被填的填,挖的挖。从此的大连拉开了它平岗填河的序幕。到了21世纪,大连城市中心区旧有的河流全部成了马路,岗丘多成了广场,就连原本潮汐每天光顾的海滩,多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填埋。海滩上的海蛎子、海鸟,跟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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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地貌的岗丘们,即便是没有被彻底铲平,它们几乎也不再构成大连城市里重要节点的设计参照了。如今的高层分布,和这个城市的地貌(topography)基本没有关系,而是跟土地经济学里的地角(location)和投机的机会成本有关。过去的建筑也投机,但还肩负着刻画土地地貌的职责,因而建筑的名称多还和岗丘河流有关。如今,建筑的名字多像广告。面对着劳动公园的是“雍景台”,那个“台”,跟明代报信的烽火台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日本人修建的处于高地的居住区,而是一栋高层公寓。而“雍景台”所处的位置,还恰恰就不是“台”,而是过去从山到海一条河流的通道。至于“时代广场”、“世贸大厦”,它们直接平移了美国建筑的名字。我们根本无法从字面上判断,那“时代广场”到底是个广场,还是个大楼。即便是大楼,又跟底下的岗丘或洼地有什么关系。

有人会问,岗丘隐退、河流消失,有什么问题吗?把海岸填埋了,搞房地产,有什么问题吗?全世界的沿海城市不都是这么干的吗?推而广之,中国的哪个城市不是拆了建,建了拆?城市里,哪里还用得着去保留和辨认土地的自然痕迹?

上述话题,直接触及到了当下城市开发的方方面面,我们将在今后的讨论中展开来解析。这里,我并非浪漫到要拆掉高楼去重塑地貌;我最想指出,对于大连这样的城市,随意改变水流流向,随意填海,随意铲平山岗,在海床上建造更高的建筑,都潜伏着一系列设计师想都没有想过的危险和危机。固然,生态意义上的危险和危机需要一定的累积,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呈现出来,而文化意义上的危机,此刻就在我们的眼前。当世贸大厦堵死了原来林荫道的入口时,它也堵死了大连城市规划的历史以及城市绿化体系恢复的一个契机。要我说,这样的选址和规划已经遗忘了大连最初的道路或是建筑群体出现的理由,也遗忘了城市与地脉原来那种历史的亲密关联。

岗丘在城市里的隐退,既是自然地貌本身的扁平化,也是我们生命状态的扁平化[4]。当城市建设只顾及高度却不顾及土地的厚度时,我们就再也找不到那“走向群山”的感觉,不管它是“曲径通幽”式,还是“巴洛克”式。(完)。

参考文献

Adachi, Kinnosuke, “Tales of Three Cities in Manchuria”, Tokyo: South Manchuria Railroad Company-The Herald Press, c.1933.

Gadamer, Hans-Geor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ranslated by David E. Li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76

Francastel, Pierre, “Art and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ranslated by Randall Cherry, New York: Zone Books, c.2000.

大连市金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金县志》,大连:大连出版社,c.1989

邓刚,《龙兵过》,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c.1985

李元奇,编,《大连旧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c.2000

任洛, 编,《辽东志》,嘉靖本。

王会全,编,《大连五十年》,大连:大连出版社,c.1995。

西泽泰彦,“1905年施行的《大连市房屋建造管理暂行规则》的理念及实态”,见《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三)》,张复合 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c.2004,pp.248-256。

西泽泰彦,《图说大连都市物语》,东京:河出书房新社,c.1999。

越沢明,《中国东北都市计划史》,黄世孟 译,台湾:大佳出版社,c.1986

越沢明,“大连的都市计划史:1898-1945”,见《日中经济协会会报》,No.134/135/136合刊,c.1984.


[1]百姓对于岗丘海床们的特殊起伏,有着他们最直接的身体性感知。其中,我所知道最为生动的对于大连“地貌高差”的描写,出自本土作家邓刚的《龙兵过》。在那篇记录着海上新老两代渔民生活态度变化的作品里,邓刚提到了“老一辈渔人”对于海的坡度的体验。我们从土地上看,会看到黄渤海在铁山角处相遇时的黄蓝色带。而追赶着渔汛的渔民,则直接用身体体验着涨潮落潮在黄渤海之间存在的那种时间差。据说,二海交汇处,海面都有坡度。用心听的话,如果不是用机帆船的话,“有人竟听出船底‘咯噔’一声,上了一个台阶!”(邓刚 1985: p.76)。

[2]人们常言,100年前,大连还是个小渔村。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连地区没有更为古老的文明遗迹。例如,大连湾大嘴子下层就发掘出4000年前的稻米与聚落。金州、复州一带,秦汉就已属辽东郡。这里也曾是诸多民族与势力轮番争夺的关卡之地。大黑山上,有唐代时留下的高句丽城。这片土地上,来过鲜卑、高句丽、契丹、蒙人。洪武四年,马云、叶旺从登州渡海于旅顺口登陆,驻兵金州,才有了旅顺的名字。有明以来,金州卫一直肩负着抗击倭寇的重要职能。即便是清末,北洋水师的诸炮台们,遍布在旅顺和大连湾的海角上。尽管这些大炮,根本就没有阻挡得了俄罗斯人和日本人的入侵与占领。

[3]就说“大连”这个地名本身的由来吧。对于1899年的俄罗斯人来说,俄语的“达尔尼”(Dalny),意味着相对于俄国的“遥远”之地;对于清王朝的满族人来说,满语的“达连”是 “海”的意思;那些旧日的山东商客,则觉得那些面向黄海的大大小小的海湾,貌似“褡裢”(钱袋);而当地的渔民曾经把大连湾比称为“大蛎湾”。(《金县志》p.93)。“大蛎湾”的名字,泛着海鲜的味道。“遥远之地”、“海”、“褡裢”、“大蛎”,合在一起,颇为直观地勾勒出这片土地的自然风貌特征,也体现着大连特有的殖民地历史。

[4]这种生命的扁平化和语言的扁平化几乎同时出现。像如今的住区和楼盘即便是有着“花园”或“山庄”的名称,也基地的地貌无关,或者说,变得错位和背离。哲学家迦达默尔曾指出,语言的人工化,根本体现着生命形态的偏平化。“我们在本文开始时所描述的基于科学的现代工业世界的关系,首先就反映在语言的平化上(level)。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所有生命形态都被日益整平了,这也是维系地球生命的必要理性需要。例如,要解决人类的食物问题,就得消除世界各地惊人的浪费。不可避免地,工业机器世界正在延伸到个体生活之中去,构成了某种技术完美性的天地。当我们听到现代恋人之间谈情说爱时,我们通常会惊奇,他们到底是在使用词汇彼此交流呢,还是正在使用来自现代工业世界符号语言中的某些技术术语或广告词。不可避免地,工业时代被平整过的生命形态(the leveled life-forms)正影响到语言,事实上,语言词汇枯萎的势态如此迅猛,语言几乎变成了一种技术符号体系”。(Gadamer 1976: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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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复》(下)

《论修复》

维奥莱迪克(Viollet-le-duc),1854

 

【草译,谢绝转摘,dyl703.spaces.live.com】

 
 

这一修复程序要求,最根本地,构成历史纪念物的所有建筑和建筑局部不仅仅要在外观上,而是要在基本的结构上,修复出属于它们自己的风格。然而,很少有建筑,特别是中世纪建筑是在很短时间内建造完毕的;或者,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建造完毕的,这些建筑也都经受了后世诸多明显的改动,无论是加建、改用途、这样那样的局部改动。因此有必要在修复之前,精确地确定建筑物身上每个局部的年代和特点,然后基于此类坚实的记录撰写一份正式的报告,这类报告中或许应该包括文字、绘图和图示。还有,在法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风格;每一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建筑门派,我们有必要了解每个地方建筑实践和原理的特点。例如,从巴黎大区(Ile-de-France)所采集来关于纪念物的信息并不能用来去支持香槟区(Champagne)或是勃艮第(Burgundy)的建筑修复。法国各地的建筑门派的差别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些差异似乎遵循着某些规则,似乎又不严格地遵循规则。这样,受到塞纳河(Seine)滋养的诺曼底地区艺术就跟同时期的巴黎大区艺术非常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诺曼艺术本质上就和巴黎和巴黎周围的文艺复兴艺术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几个南部省份,所谓建筑上的“哥特式”多是一些舶来品。这样,位于克莱蒙特(Clermont)的一栋哥特建筑可能出自一个具体的门派,而位于卡尔卡松(Carcassone)的同期哥特建筑则可能来自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门派。负责修复的建筑师必须拥有对艺术不同时期风格的精确知识,还得具有每个门派不同风格的精确知识。这些差别并不仅仅只出现在中世纪;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希腊罗马时期的纪念物身上。在法国南部,罗马安敦诸帝统治时期的罗马建筑物,在诸多方面,都跟当时位于罗马的建筑物不同。同样,位于亚德里亚海东岸的罗马建筑也不该和位于意大利中部、亚洲或是叙利亚的罗马建筑混淆起来。

 

这里,我们只谈中世纪话题,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任何真正的修复道路上总要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障碍。通常,建于某个时代的建筑物整体或是建筑物局部已经受到了改动,有时还不止被维修过一次,有时是由那些并非出自本地的匠人完成的修缮。从这类情况中,就出现了诸多的困难。不仅建筑身上最早的构件需要修复,就连建筑身上被改动过的部分也需要修复。那么,为了风格的统一性,是否在修复时可以不考虑后来该建筑身上的改动吗?是否一栋建筑就应该精确地修复到它原初的风格、原初的状态吗,后来的改动怎么办?正是这样的情况,才会让修复过程中,若是采用了“如果不是这样,一定是那样”的绝对作法【要么扔掉后来的改动,要么全盘保留】变得很是危险。事实上,我们要特别记得不要用一种任何绝对的方式去采取上述两种极端的行动;取而代之,我们应该具体情况采用针对性的对策。那么,这些具体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全都列出来。如果我们能够列出其中几种重要的情形就足够让我们看到在此类工作中采用批判性分析的重要性了。例如,在任何的具体考古知识之前,首当其冲,那些负责修复古建筑的建筑师一定要是一位具有能力和经验的建造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晓建造,要特别专长于建造。负责人必须非常了解不同时代不同门派的建造艺术方法和程序。当然,各种建造方法和程序只具有相对价值;它们之间也并不是都同样地优秀。其中,好多的匠作方式已被抛弃,事实上就是因为它们不是那么好。例如,有这么一栋建于12世纪的建筑物,它的屋顶上并没有排水的檐槽,到了13世纪,人们为这栋建筑改造出来一道檐槽用于排水。今天,如果这栋建筑的檐口已经损坏,需要彻底重造一道檐口。我们是该抛弃那个13世纪的檐槽,好去复原到这个建筑的12世纪的檐口吗(这样的檐口修完了,还得面临排水问题)?肯定不是。我们应该修复的正是13世纪带有排水檐槽的檐口,去修复它的形式——因为我们找不到一种可以参照的12世纪带有排水槽的模式。如果我们就想用一种想象出来的12世纪模式,为的是保护那个具体时代的建筑整体性的话,那我们就用石头造出了年代错位的笑话。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假设一个12世纪中殿上的穹顶,因为某种事故坏了,被后人重造了一遍,这些再造的穹顶并不是原初穹顶的形式。然而今天,那个后造的穹顶也塌了,需要我们再造屋顶。我们是该复建后来的穹顶呢,还是复建原初的那些穹顶呢?答案是原初的穹顶。为什么?因为我们再复建后来的穹顶并没有多出任何明显的好处,而回到原初的形式则有一个突出的优点,我们给这栋建筑修复出它原有的统一性。在后面这个例子里,并不像第一个例子里中那样,维护或是保留一种后来的部件并不会构成对于早前那个有缺陷版本的必要改进;这里,问题在于我们要看到过去的修复是基于那个时代的做事方式的;后来的修复都是根据那个后来时代的风格和时尚做的。然而,我们要跟从的是一个相反的原则;我们认为,一栋建筑的修复应该用一种适于它自身整体性的方式进行(we hold that an edifice ought to be restored in a manner suitable to its own integrity)。然而,我们还是要考虑到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假如说那些后改造的穹顶,即使跟原初的建筑结构不很相配,却有着特别的美丽,在它们被修建时,人们就在穹顶上使用了玻璃,那些彩绘玻璃同样美丽,还有,自从这个改造屋顶被加上去之后,这个新屋顶在建筑的外部看效果很好,并因此也拥有了很大的内在价值。那么,今天,仅仅为了恢复这个中殿原初俭朴的建造效果,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后来加上去的有价值的东西全都抛弃呢?那些美丽的彩画玻璃窗是否都要被放进仓库呢?如果这栋建筑被修复到了它原初的状态,那建筑外部的扶壁和飞扶壁是不是都要拆掉,因为它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支撑的作用?对于这么一个被我们修改了的例子,我们在面对这三个问题时,回答必须都是否定的。很显然,从这样一些例子中,我们就看到,在修复工作中采用任何绝对化的原则很快会陷入荒谬。

 

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要为一栋建筑的独立式方柱改建新的柱础,由于柱基所使用的材料过于脆弱、基础的建造存在缺陷,在上部的重量压迫下开始破碎,我们要给柱子换个新的底座。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时期里,假如上面的这些柱子也被更换过,柱子的断面并不是根据原来的设计制作的。在修复这些柱子的时候,我们是要精确地拷贝如现状一样的从基础到柱身的模样吗?我们还是要按照原初的设计去做那么大小的柱础,既然原来的柱础已被证明太过脆弱?对于这两种情况,回答都是否定的:其一,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柱子按照原来的模式修复一次,其次,我们将把柱础做大,为的是防止此类事故再度发生,尽量避免未来的对于柱子修复的需要。不过,假如上面的这些柱子的断面是作为这栋建筑后来整体改造一部分而做出的调整的话,那就领当别论。从艺术的角度看,某些计划性的改动或是改造也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可以想想巴黎圣母院在14世纪时所经历的改造。因为,为了给此类建筑提供新的柱础,难道,我们就得消灭掉此前历史上所部分实施的对于这栋建筑改造的所有痕迹吗,特别是当这些痕迹还代表着某种特别门派的存在?回答是否定的。这时,我们就该复制出那些被改造过的柱子的模样,因为这些柱子所经历的改动已经在艺术史里成了有说服力的例证。还有一个例子:在一栋13世纪的建筑身上,比方说在沙尔特大教堂身上,它的排水体系靠的是滴水脚线来来承担的。人们相信,假如在排水槽处添加一件滴水饰就能更好规定排雨的路径,的确,15世纪时,有人就在脚线下面添加了滴水饰。然而,这些排水口上的滴水饰如今已经破旧不堪,需要替换,我们是该以建筑整体统一性的名义,把这些15世纪的滴水饰全都改成13世纪的滴水饰吗?同样,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我们就等于销毁了一些本来很有意思的原来品格的痕迹。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是要修复成为15世纪的滴水饰(当然,也要保持它们的风格)。

 

还有一个例子:在一个教堂扶壁之间,人们后来在原来的建筑内加建了一些殿内礼拜堂。这些礼拜堂处的窗下墙体以及开间上的方柱子们,都跟老扶壁没有关联,出于这样的原因,也很容易识别出来这些殿内礼拜堂是后来加建的产物。现在,假如有必要为剥落的扶壁外饰面重做饰面,同时,还有加固这些小礼拜堂。我们要不要在这次修复中把二者——这建于不同时代的东西——联系起来呢,因为我们这回恰巧对二者都要动工?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应该注意把这两者当成明确不同的架构对待,分开修复;这样,二者之间的区别总是明显的,人们总能看到礼拜堂是在建筑已经建完之后的某个时间里才被在两道扶壁之间塞进去的。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去修复那些人眼看不太到的建筑细部。我们必须谨慎地尊重标志着一栋建筑身上所有添加和改动的痕迹。

 

在法国,有些建造于12世纪末叶的大教堂,它们没有耳堂。例如,像位于桑斯(Sens)、莫市(Meaux)、 桑利斯(Senlis)的大教堂就没有耳堂。然而,到了1415世纪时,这些教堂的殿内就加建了耳堂,占去了2跨的空间。这类改造总地说来做得还很熟练和老道,虽然在训练有素和实践者的眼里,还是能够看出改造和没有改建的痕迹来。在面对此类建筑的修复时,修复者们必须小心,不犯错;的确,修复者必须能够突出那些原来建筑品格所留下的那些痕迹,而不是要去掩盖它们。

 

有时,人们也有必要从一个建筑很少的残片出发去重建这栋建筑,可是出于早前建筑者的建造需要,或是出于历史上发生的对于这栋建筑的破坏,今天的人已经找不到原初的痕迹,而且,现在还需要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该项目的建筑师一定要真切感受到这种建筑所属的那个建筑门派或是建造潮流的那种风格。例如,如果你不加思考就把一栋13世纪建筑顶上的尖塔平移到另外一栋13世纪的建筑顶上去,有可能就是一个明显败笔。从一栋小建筑身上剥下来的轮廓直接平移到一栋大建筑身上,肯定不适。事实上,那些以为可以不受伤害地把中世纪建筑构件缩小或是放大的作法犯得就是极大的错误。这些建筑构件原本就是根据它们所属的建筑的尺度来设计的。随意改变尺度就等于在破坏建筑细部。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去说一说那些今天试图复制那些著名建筑的所谓“新哥特”建筑这个群体,它们经常出错的地方就是错误的尺度。例如,某某新建筑是根据沙尔特教堂为原型建造的,或是根据鲁昂(Rouen)的圣杜昂修院(Saint-Ouen)设计的。这样的工作方式恰恰跟中世纪匠人的工作方式背道而驰,中世纪的匠人总是在制作时,出于某种具体的目的才开始工作的。而这些新建筑身上出现的缺陷则极端地不和谐,让这些建筑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可能的建筑价值。可是,一旦这样的问题出现在对于老建筑的修复中,此类缺陷真是可怕。中世纪建造的每一栋建筑物都针对整体有着自己的尺度;这个尺度,反过来,又总和人的尺度有关。因此,我们在面对中世纪建筑身上缺失的部分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最为重要的,是找到当初匠人们制作这栋建筑时的真正尺度感。

 

在修复工作中,还有一个另外的条件特别重要。就是修复者一定要使用上好的建造材料和建造方法。人们之所以要修复某些建筑而不是让它瘫掉,就是要延长建筑的寿命。我们都知道,只要在施工中动用脚手架、支撑、支柱,以及砌墙时必要的定位和拆卸,这些动作都会对建筑的基础带来扰动,并导致不幸的事故。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老建筑在过去的修复中受到此类扰动都有可能失去建筑的强度。因此,作为原则,我们一定要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强化老建筑的结构体系,通过使用高强度的新建材,通过使用链式砌合(埋拉件)或是其它铁件去加固结构,以及一般而言通过可能的方式提高建筑的抵压力,去补偿建筑身上已经发生的弱化。这里,强调建筑材料的选材好像是件显而易见的事情,选材是修复中所有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要素。诸多建筑之所以面临毁坏,就是因为当初建造时建造材料一般般。我们从老建筑身上挪走一块石头,就必须用更好和更强的石头顶上。我们从老建筑身上挪走的任何一种加固,就必须在原来的位置上用新的加固体系顶上。我们不能改变一栋建筑已经在那里存在了67百年的力之平衡,随意改变,就会铸下大错。建筑就像人,安于某种习惯,我们必须接受这一点。如果允许我们这么表达的话,我们该说,建筑物也有着它们自己的脾气。在改动建筑之前,必须好好地研究它们、理解它们。的确,下列要素都有它们自己的脾气:比如我们要使用的建筑材料,泥灰质量,土地和地下土壤,特别是负责竖向支撑与横向连接的一般性结构体系,荷载,穹顶之间或多或少的硬结或是交融,砌体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弹性,它们都有各自的性情。在某些建筑物身上,由于柱子的安装方式,竖向的支撑体系几乎是完全刚性的;这一点,通常在诸如勃艮第地区的建筑中出现。而在诺曼底地区和皮卡第(Picardy)地区的建筑身上,同样的结构部件的属性却很是不同;在这些省份里,柱子一般是置放到更小和更浅的基础上的。由于施工方式的不同,在一个地方有效的柱础或是基础,到了其它地方就可能导致灾难。例如,对于那些完全落在浅基础的壁柱,就很容易置换柱础,而不致造成破坏。可是,同样的手法,如果套用到那些刚性柱子的身上,就会导致破裂。对于这样的柱子,要想更换柱础,一定要在接缝中塞入泥灰,同时还要铁板,并用强烈的锤击防止任何变形发生。有些时候,为了给柱子换基础上的底座,有必要先把整个柱子移走;换好底座之后,再把柱子塞回去。

 

显然,负责修复工作的建筑师需要了解他所修复的建筑的风格和形式,需要了解这一建筑所从属的门派。还有,负责的建筑师必须懂得建筑的结构、解剖、性情。他需要知道这些东西,因为他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这栋建筑活着。他需要发展出对于这栋建筑以及建筑所有部件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自己就是当年的那位建筑师一般He needs to develop a feel for it and for all its parts almost as if he himself had been the original architect)。一旦他获得了对于这栋建筑的深入解,他要掌握开展修复工作的若干备用方法。一旦一种方法失败,他好能够采用第二种甚至第三种方法,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必须记得,中世纪的建筑物跟古罗马时代的建筑物的建造方式并不相同。古罗马建筑的结构,是通过将各种活动性受力的形式,将它们施加到被动的抵抗性构件上来构成的。而在中世纪的建筑身上,思路就是每一个建筑的构件都可以活动性地发挥作用。如果一个穹隆产生了压力,那么那些扶壁或是飞扶壁就得释放抗压力。如果一个起拱石(springer,一堆石头拱肋散发出来的根部)或是拱墩(impost)受到太大的荷载,仅仅在竖向上加个斜撑(shoring up)并不解决问题;这时,需要为来自不同方向上压到石头上的各种力,提供不同方向上的支撑。如果一道拱发生了变形,仅仅把拱扶正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中世纪建筑中的任何一个拱,同时既是一道拱,也承担着其它释放出斜向力的拱的阻挡。如果你从一根桩柱或是一根方柱上移走了任何重量,你还要在那个地方补回相应的压力。一句话,这可不是简单地施加一种向下的竖向惰性压力,而是要创造反向力去抵抗对面过来的力,让彼此的关联取得一种平衡。从这样的结构中,挪走任何局部,都要扰乱整体的力的平衡。如果说所有这些修复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麻烦让建造者感到眩晕,根本无法搞清楚此类建筑的平衡条件,那这些问题也真就让那些愿意花时间去熟悉自己所要修复的建筑的人提供了一种刺激。因为他的工作就像是在指挥一场战争;他必须开展一系列的军事战术演习,每一天,他都必须观察演习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调整策略。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仅仅在一栋建筑的基础部分加上斜撑会导致落在四角上的塔楼与钟楼全都会从原来的受力点上把荷载转移到其它地方;我们在现实中已经看到,仅仅在24小时的时间间隔内,这些塔楼就会在水平轴上偏移几个厘米。

 

那些有经验的建筑师很会利用此类的受力转移效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得有10种不同的方法能够对付由此带来的诸多事故的多种可能——的确,他必须有能力让那些工人相信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可以不露声色、不露焦虑、不露迟疑地继续工作;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去防止自己工人的恐慌,一旦工人乱了手脚,那不幸的事故发生时,什么有效的对策都不管用。在修复工程中,在非常困难的场合中,建筑师一定要能够预料到那些最难预料的事情;他应该事先做好准备,以便当不曾期待的事故发生时能够毫不迟疑去行动,这样才可阻止灾难。在我们所说的此类工作中,我们法国的工匠们都非常优秀,能够明白被要求的演习的重要性;我们的工匠非常敬业,对自己的工作很有自信,到了一种程度,他们都能体会到工头的体语和心思。反过来,同样是这些工人也会变得非常固执,到了一个程度,他们对被要求的工作会产生怀疑或是犹豫。

 

把修复工作当成一种严肃和实际的工作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光荣。修复工作促使建筑师拓展他们的知识,发明新的令人激动的方法,既有效有保靠;修复工作也把建筑师带到了工人堆里,和工人亲密接触,使得建筑师能够为工人们提供指导。修复也使得建筑师们什么都得照顾到,并网罗一批有技能的工人,这些工人如今在巴黎和其它省份的重要工地上发挥着作用。

 

作为当代修复工作的一项成果,如今,重要的艺术和工艺得到了复兴。这也使得当代的砌体技术质量得到了提高,并广泛地促进了建材使用上的改进。负责修复的建筑师必须得找到新的石矿,或是如果有必要的话,重新开采老的石矿。有时,他们要跑到偏僻的缺三少四的村子里去采矿。他们不得不组织起一批业余工匠来。建筑师因为在那里找不到大城市里所拥有的资源,通常,就得因地制宜,培训当地的工匠,从记帐到工地管理,帮助当地人建立起规范的工作方法。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些不曾使用的建筑材料又得到了使用,在没有规矩的地方,重新在工作中引入了规矩的工作方法;技工的中心可以把技工派到很远的地方;用有序的好习惯去解决施工问题变成了社区里的常规,而这些社区此前连建造一栋小房子都很困难。法国人的行政集中化有它的优势和好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它有利于捍卫这个国家的政治完整性。然而我们也不能就因此看不到它的缺点。让我们单说建筑,我们可以注意到,集中化不仅削弱了各个省份的建筑门派,也削弱了它们自己独特的方法、匠作和产业,因为后面的这些东西都是跟当地的建筑门派共生的。还有,如此众多的能工巧匠都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巴黎或是其它一两个大城市。这样的情形一直在发生,到了30年前,在各个省份下的主要镇子里,已经配不全建筑师、承包商、工头甚至能够承担或是指导任何重要工程项目的熟练工人了。如果有人需要我去为这样的陈述找个证明的话,我们只需看看在18151835年间建造的那些教堂、镇政府、市场、医院,等等,或者,去看看那些正在许多镇上建造的建筑物(如今,这些建筑物都是在很短的工期内就完了工)。在这些建筑中10个有9个存在着对于建造最为基本的原理的悲哀忽视;我们都不需谈及它们的风格。换言之,在建筑事务中,集中化的结果是导致类似野蛮状态的出现。慢慢地,所有关于建造工序的知识、传统、方法和能力都在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失传了。即便巴黎能够拥有一个建筑门派,能够致力于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能够把这里的艺术家派遣到外地去指导建设,仍然解决不了省内建筑门派们衰亡的过程。但起码,巴黎还能够派出一些能够在建筑的各个工种上保证水平比较一致的建筑师,比如,就像法国国家路桥部门所承担的那类工作。然而,巴黎的建筑学院却忙着其它的事务;比如,学院想的是怎样为罗马的法国学院培训那些状元。巴黎建筑学院的学生们一般而言都是不错的绘图员,但是他们也都生活在梦里,不能真正地在19世纪法国的任何真正的工地上指导施工。那些被选中派往罗马的成员,5年国外生活之后,就会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来,可是他们在国外学习的只是对于几个古代纪念物的图纸上的修复研究,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他们职业的实际问题;与其到各个省去工作,他们都喜欢留在巴黎,等着别人赋予他们以配得上自己天才的重任。如果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真地返回到自己原来的部门,通常,都是在大城市里占据着要职。二类地区则完全没有可能获得任何扎实的艺术知识或是实现真正的艺术进步。城市一级的工程多不可能得到来自国家路桥部门的官员或是测绘师的指导,也就是说,得不到专门从事几何研究的专家的指导。在小城市里,首先发起抢救祖上传下来的历史建筑不被破坏、这些建筑怎么看都是法国最美丽的遗存的人,只能靠着美学动机去抢救建筑。这些艺术先驱者们首先是被破坏所震惊,他们看到破坏危及到了某些非常重要的建筑;每一天,这些无价之宝都有可能成为人们以盲目的漠然去随意拆建的牺牲品。然而,这些先驱者们却无法在一开始就预见到,即便是从一种纯粹的实用立场,他们的保护工作最终到底该达成怎样的结果。不过,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越是在偏远地区开展抢救工作,他们的努力就越是能够产生广泛和积极的影响。只要他们在当地干上几年,这些过去连马掌都难钉上的地方,这些石矿停工、没有切石匠、木匠、铁匠的地方,突然间就会聚集一群巧匠,并向周围地区输送人才。他们是杰出的工匠,能够掌握经济和保靠的办法的师傅。这时,优秀承包商和精益求精的施工也出现了;而这样的工匠很自然地就把精致的原则和优良秩序带来公共作品身上。这些修复工地培养了一批切石工,他们很快就变成了大量的小作坊里的师傅。幸运的是,尽管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上级总是处在墨守成规(hidebound)和日复一日地重复的状态里,如果我们坚持并且足够仔细的话,通常,还是有可能克服来自远方的上级的郁闷影响的。我们的工人是聪明的,他们也可以明白什么叫做聪慧的优秀。他们既可以在工地上漠不关心,渎职,把工作当成谋生手段,也可以反过来,变得机警和投入,这就要看他们是否感受到了一种有知识的、有方法、知道自己要什么、敢于负责的领导——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领导能够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释作法的好处或者坏处时,就更有积极性。在手艺的行当里,自我尊重永远是提供工作动力的最有效动力;如果领导能够尊重工人们的智慧和理性,那他就能够从工人那里得到任何他想获得的东西。

 

的确,难道那些献身于修复我们古代纪念物的建筑师们不是都在一天天的项目监理中变得如此卓越,他们最后不都因此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吗?这里,我们一定要提及我们工地上那些劳动者们典型的奉献和无私的努力,不然的话,我们太没有感恩之心。那些劳动者们总是乐于帮助我们去克服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甚至在面对真正危险时,只要他们明白了努力的目标,他们就能用一种乐观的豁达去工作。我们在我们的战士身上会找到这样的品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工人身上找到同样的品质呢?

 

在法国开展的修复工作最初是受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指导的,后来,则受政府的 “教会建筑”(diocesan buildings)部门管辖。法国的历史纪念物委员会不仅成功地抢救出诸多价值难以估量的建筑遗存,也提供着其它具有直接价值的服务。通过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有效地防止了公共设施进一步在行政管理上集中化的危险;这个委员会在法国诸省发挥的作用,是巴黎美院从来都做不到的。看看他们的工作成果——我们就没有夸大他们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安心平静地站在他们一边,而某些我们当代的学者们则试图把功劳划到建筑艺术身上,尽管那些人中的好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亲手把一块砖放到另一块砖上。然而,这些人却敢从他们的象牙塔尖上发号施令,去教训那些把自己一生都投入到辛劳甚至危险工作中去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从自己的工作中并没有赚到钱或是挣到荣誉,然而他们才是真正的建筑师!那些学者们或许可以继续去指责这些敬业的艺术家们,甚至实施排外措施;他们也可以下狠手,让这些艺术家们永远不得负责任何在他们看来更加光荣和赚钱(当然,相对容易)的建筑项目。然而,他们当下的蔑视和居高临下很快就会被时间遗忘,而现在被抢救下来的建筑,作为我们国家光荣的遗存,将长存下去,它们见证着少数人执着的努力。这些人要维护的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一己私利。

 

到此为止,我们只是泛泛地、简略地给出了负责修复工作的建筑师所要面对的各种困难。就像前文所说的那样,我们只能描绘出整体修复程序的大概,告诉读者这样的程序需要对于修复问题全面的批判性分析。真正的困难还真就不止是物质困难。因为所有受到修复的老建筑事实上都有用途,并在某种意义上,也都在被使用着,修复者就不可能只考虑建筑的古代性格,而不考虑今天人们的任何使用。一旦老建筑交付建筑师去修复,那这栋建筑在修复完毕也应该继续适应于没有修复之前的使用目的。经常是,带有思辨偏好的考古学家们根本就不考虑老建筑的实用问题;因此,考古学家常常会严厉地斥责建筑师,认为建筑师太过顾及当下的使用——说负责修复的建筑师把这建筑当成了自己家的财产,根本不考虑修复程序要求的各种责任。

 

于是,这都是修复者们要经常面对的处境;建筑师的智慧恰恰就显示在怎样能够在有约束的条件下工作。建筑师永远都处在各种要求下,要在他作为修复者以及创造性地处理各类不可见因素和实用性的艺术家之间做调和。事实是,对于一栋老建筑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给它找到用途,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满足那种用途的要求,而不必把建筑改来改去。例如,很显然,如果那位负责修复美丽的Saint-Martin-des-Champs修道院餐厅并把它改成了工艺美院(Ecole des Arts et Metiers)图书馆的建筑师能够在尊重他所修复建筑的同时,也照顾到书架和阅览室该如何布置,也不致于在修复之后还要再做工程去改造室内。

 

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修复者把自己放到原来的建筑师的位置上去,试着想象一下,如果那位建筑师如今回到了世上,手里拿到了我们所拿到的修复计划,原来的建筑师会怎样做。这样一想,就需要修复者去拥有原来建筑师所拥有的相同资源——他就按照原来建筑师的方式工作下去。不过,幸运的是,中世纪艺术并不像那些略知一二的人所以为的那样水平有限,相反,一旦你恰当地了解了中世纪艺术,在它所允许的实施手段内,它就变得如此微妙如此富于变化,如此多样 如此自由,不会有什么修复计划实现不了的。中世纪建筑是基于原理而不是公式的。它不会过时,能够满足所有可能的需要,就像任何一门发达的语言总能在无需粗暴篡改其语法的前提下表达任何一种思想和各种思想那样。重要的是建筑师一定要掌握这种建筑的语法:因此,首要的条件是掌握语法。

 

我们承认,一旦我们把“修复”工作界定成为不止是直白的复制之后,我们就一定处于一种危险的坡道上了。不过,还是有一些行为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采纳。我们有必要承认,在某些实际情况中,我们不能轻易对人家说“对不起,做不了”(non possumus),因此,某些行动就成了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很可以理解,如果某位建筑师拒绝在一个教堂里安装煤气管道以防对老建筑的破坏以及避免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事故;因为这栋建筑总还是可以通过其它方式照明的。如果这位建筑师拒绝在教堂地上安装集中供暖的暖气,理由是,中世纪教堂没有暖气,那么,整个事件就变得可笑了。修复不会为了考古学记录的真实,而忠诚地让教堂里的人容易患上感冒!这类供暖设施只是需要建造一套烟囱通道。面对这一问题时,建筑师应该就像自己是中世纪的大匠师那样,如果他在面对同一问题或是类似问题时会怎么做。今天的建筑师最该做的,就是不要仅仅满足于把事实上属于今天的新建筑构件伪装起来。中世纪的大匠师们恰恰不会试图去伪装任何一个有必要的部件,相反,他们总是试图在为建筑身上的每一个部件批上最为合适的覆层,同时,又总是每一个部件当成另外一个装饰母题。同理,假如我们今天要重建一个老建筑的屋顶,仅仅因为中世纪的匠师从来都没有使用过铁架结构,就拒绝建造一个新的铁架屋顶,在我们看来,那是大错特错。因为一个铁的屋顶会防止可怕的火灾,而火灾通常就是诸多历史纪念物的死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筑师难道就不再考虑老建筑原来支撑受力点或是结构的特征了吗?他是不是要改变荷载的分布状况呢?如果一个木头屋顶会在下面的墙体上施加同样的力的话,建筑师还要不要考虑具有防火优点的铁屋顶呢?建筑师的确要照顾到诸多方面;他特别要保证新的铁屋顶不会被老的木头屋顶更重。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例子,在老建筑身上施加了过多的荷载,结果出了事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建筑上部修复时所采用的材料比原来建筑的原来材料沉重的话,的确会发生事故。忽视和不重视这一点常是大小灾难的诱因。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世纪的建筑都是有着科学精确性般的算计;中世纪的建筑物真就像是一种精致的有机体。它们的身上没有多余和冗余的东西,它们身上的构件也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如果你试图改变这么一个精致的有机体上的任何一个部分,其它部分也会跟着自动产生变化。有人会把这一点视为是中世纪建筑的缺陷。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认为,这才是在现代建造中人们不幸地经常忽视的地方。在现代建造中,我们通常可以挪去一个或是几个构件而不必影响建筑整体。但是,如果在具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够针对要求精确地利用各种力,那所谓精确科学和计算在建造领域里又该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对于某些柱子想移就移,还不破坏整体,那我们还要那些柱子干嘛呢?如果我们只在某些点上设置一些1平米断面的扶壁就能把墙厚做到50厘米,而且足够结实,我们干嘛还要做2米厚的墙呢?在中世纪的建造中,每一个结构的局部都承担着一种具体的职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建筑师必须努力理解每一种功能的价值,每一种用途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开始修复工作。一位有经验、手艺精湛的医生,要去进行一次复杂的手术,他不可能在没有完全了解脏器的功能、没有想清楚手术直接和未来的可能后果之前,马上就拿活人开刀。如果此人只是想随便随意地手术,最好,他什么都不做。最好让病人自己死去,而不是被医生杀害。

 

如今,摄影已经在科学和学术研究中日益变得更为重要,在遍及欧洲各地的古建修复伟大工作中,摄影是一种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

 

当建筑师们手中只掌握普通设计工具时,即使拥有最为精确的仪器比如绘图仪,建筑师们也很难避免工作中的疏忽。建筑师们很容易就忽视了某些痕迹或是标记,因为有时它们很难被注意到。还有,即使修复工作完成后,人们也总会去质疑这一建筑的这一时期的状态或是那一时期的状态的平面准确性和图纸准确性。不过,摄影就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上不可辩驳地精确地记录下建筑的状态;摄影可以为人们提供不断参照的文件记录,即便某些将塌的建筑被修复被覆盖之后;摄影为修复工作提供了永久性的证据。在修复中怎样使用摄影都不过分;常常是,人们会在照片上发现一些在建筑身上没有被注意到的细部特征。

 

在修复工作中,存在着一项无论如何都不可推脱的主导原则;那就是,标志着一个建筑品格的任何痕迹,都必须照顾到。建筑师在自满于能够走到可以给工人发号施令的位置之前,一定要保证,针对他所看到的建筑痕迹,他已经找到了最好和最简单的行动组合。没有事先对于建筑性格能够找到的信息的全面掌握,就先验地为建筑确定某种品格,那就掉进了假说的陷阱。在修复工作中,没什么比“假设”更危险。如果你不幸地在某个阶段上跟建筑确定了某种属性,事实上跟建筑所需要的发生了偏差,比如,跟结构原来的特性发生了偏差,那你就会沿着一条彻底的错误道路上不断地错下去,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越远,你就会发现,你也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为了避免这一点,如果你恰巧就是修复某个快要变成废墟的建筑的负责人,在开始任何真正的修复工作之前,你必须检查一切,综合一切,包括最小的细节,要对已经那些细部被发现的地方采取仔细的关注。只有当遗存上所有得东西都被确定过之后,当一切都被放到合适的逻辑位置上之后,就像你完成了一个拼图游戏,这时,你才可以开始真实的修复。如果准备不这么周详,你将不那么愉快地注定失望:在完成修复后,你会发现这里或是那里的残片总在告诉你出了错。至于发现考古发掘中看到的残段,你必须注意到建筑身上石头切割的方式,交接的方式,石头垒起基础或是墙体的方式;因为过去的人在不同的高度上,会采用不同的雕工和凿工,以便产生某种效果。甚至墙体坍塌的方式也有用处,它会告诉你它们在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对于那些想要重建已经毁掉建筑的局部的建筑师,一定要在建筑发掘的过程中在场。还有,建筑遗址的发掘应该交由有经验的发掘者。这样,当建筑师试图复原整体时,建筑师必须尽其所能按原样去修复废墟,尽管它在后来已经给改动过;这一努力代表着他的诚意和研究的精确性。

 

到此,我们已经讲了负责修复的建筑师将遇到的各类困难,如果他想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建筑师不仅想做一个真诚的艺术家,还想把思想付诸实践的话——那他就不该总想着撞大运,最重要地,建筑师不要自己骗自己(完)。
 
 
 

【后记】拉迪克是法国19世纪的著名建筑师、中世纪建筑的专家、法国古建保护和修复运动的缔造者之一。他参与的古建修复工程包括了中国人都知道的巴黎圣母院。这篇文章成文于1850年代,是他10卷头的《法国十一至十六世纪建筑全书》中有关建筑学的一个名词的解释。在本文中,拉迪克陈述了诸多在日后成为古建保护的经典原则,比如,“我们必须想象自己就是原来的那个建筑师”,在面对此类情况下,他会怎么做?——这是一种回到历史语境中,以古人之心去看古建的态度;再比如,他认为“修复”不可绝对化,要针对具体的现状去谈修复的程度和程序。这其中,他谈到了“修复”是要恢复古建筑的一种完成状态,甚至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完成状态,能够让这个被修复的建筑“活下去”。

 

这里,也是对其修复理念争论最大的地方之一。如果出于考古的角度,所有的文物应该尽量保持其发掘状态的现状。在英国,像罗斯金和莫里斯,后来都坚决反对修复性的破坏。在法国,与拉迪克同时代一起工作的建筑师,像Duban,也认为古建保护应该是给老建筑装“假肢”,而不是像拉迪克这样,割心换肺下猛药。这里,我们可能要注意,拉迪克对于中世纪教堂的看法,更多地是把它们当成了法兰西民族的财富,而不是教会的财富,还有,对教会的不认同,让他在解读古代中世纪建筑时,更愿意从结构、力学、构造、工艺、匠作的角度去剖析古建筑,而不愿意从仪式流程、象征性、宗教性上去解读大教堂——他甚至认为那样的解读是肤浅的建筑史。

 

今天,让我们重读150年前拉迪克的文章,并不是要完全地认同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法国的古建保护,也是走过了一段艰难的破坏到保护的历程——他们在保护上,几乎150年前就经历了中国二战后面临以及当下面临的问题。其次,拉迪克在这篇文章中看似抽象的例子,都是从实践中靠着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他在1840年开始经手的维孜莱的圣玛德琳教堂的修复,就在施工时由于脚手架的问题造成了原本的古代穹拱坍塌了。而圣玛德琳教堂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建筑:它的身上,记录了法国的古代建筑怎样从罗马风的建造蜕变成为哥特式尖拱的过程。拉迪克也是在现场的考察过程中,逐渐地梳理了他对中世纪建筑受力特点的认识。圣玛德琳教堂还是法国国家政府把修复工作的触角伸到了地方教区的一个例证,拉迪克在修复工作中曾受到了来自教会和当地官方建筑师的双重阻挠。最终,在争议声中,这个被拉迪克下了猛药的古代建筑,成了法国一处重要的旅游胜地。至于跟基督教有多大的关系,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了。这样的例子,也跟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古建保护旅游化非常相似。

 

有关这个教堂的修复,建议读者阅读,《记忆与现代性:维奥莱迪克(Viollet-le-Duc)在维孜莱的古建修复》 作者, Kevin D. Murphy,见相关的链接http://www.douban.com/review/244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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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复》(上)

 
 

《论修复》

维奥莱迪克(Viollet-le-duc),1854年-1867年

 

【译者评:下面这篇文章,译自维奥莱迪克(Viollet-le-duc1854年到1867年间出版的10卷头《法国11到16世纪建筑全书》中有关“修复”一词的解释。这是一种跟Ruskin/Morris绝对保护派都不太相同的保护古建的态度——倒是比较接近如今的老建筑的保护性再利用。维奥莱迪克在当时对于诸多历史建筑遗迹的保护和修复(包括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后来都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文中,拉-迪克所批评或赞扬的人,也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像梅里美,跟他们家有私交,拉迪克的父亲也曾出面请求梅里美给拉迪克政府项目做。这样,二人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然而,正是Viollet-le-duc150年前所阐述的修复原则,奠定了后人保护古建的基本原则。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法国古建保护的近代史,以及诸多修复手法背后最初的根由。】

 

修复restoration:“修复”一词以及“修复”一事都很现代(modern)。要求修复某栋建筑并不只是要去“维护”建筑,也不是“修理”建筑,也不是去“重建”该建筑;修复意味着把建筑重新恢复到一种完成状态中去(restoration means to reestablish it in a finished state),而这种完成状态很可能在过去也从未存在过。能够把另外一个时代的建筑物给真地修复出来,这一思想仅仅始于1825年之后,人们并不清楚,对于这样一类建构的修复(architectonic restoration)到底该怎样界定。或许,这里我们应该借机澄清一下修复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有什么意思。因为围绕着修复这么一种特殊的活动,我们赋予它的意义以及应该赋予它的意义周围,有着太多的暧昧。

 

前面说了,修复一词以及修复一事都很现代;事实上,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或是哪个文明会以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方式,去对老建筑实施修复。

 

在亚洲,无论是过去今天,随着时间的消磨,每当一座庙宇倒掉或是宫殿坍塌,人们要么重建一座一模一样的庙宇或宫殿,要么在原址去建一栋【不一样的】建筑。这并不是说那里的人们首先破坏了古代建筑;通常,亚洲人是让时间之手去完成对老建筑的毁坏的;时间肯定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时间一点一点就把建筑给消磨掉了,彷佛那建筑就属于时间。古罗马人也复建过建筑;但古罗马人并不修复。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就是在拉丁文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能够跟今天“修复”一词真正对应的词汇。拉丁文中的Instarare(新建)、 reficere(修理)、 renovare(翻新)都不是“修复”的意思,而是“重建”或是“另外新建”的意思。当哈德良大帝(Hadrian)决定要把古希腊和小亚细亚德古代纪念性建筑恢复到一种良好状态时,他所采用的方式肯定会令今天欧洲各考古学会愤怒;尽管哈德良在古代知识上颇有素养,他的作法仍在今天会遭到抨击。不过,对【黎巴嫩】巴勒贝克(Baalbek)太阳神庙的修复还不能被叫做真正的修复;那是一种根据哈德良时代人们所理解的原理,而完成的重建。而那些同样自称很了解古代的托勒密时代的人,他们也没有尊重古埃及诸王朝的建造形式,相反,他们是根据自己时代流行的方式对古建实施了重建。同样地,希腊人也不会进行修复——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并没有原封不动地对那些倒掉或是毁掉的自己的古建筑们进行复制;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把当下的印记刻在他们重建的任何建筑身上。使用图拉真拱门上的残石,去建造诸如康斯坦丁凯旋门的作法,既不是修复,也不是重建;那是一种破坏古建筑的行为,一种野蛮的抢劫。同样,在罗马,用涂料去粉刷胜利(Fortuna Virilis)神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修复,那是一种对古建筑的杀戮。

 

中世纪的人,就像古代人一样,并没有修复意识。一根12世纪的柱子的柱头坏了,会怎样?后来的人,会用13世纪、14世纪或是15世纪的柱头去替换那个坏了的柱头。在梁上雕带上一排卷叶饰(crockets)中的一个坏了,怎么办,中世纪的人通常会用当时时髦的装饰风格再做一个卷叶饰装上去。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抵达我们今天的那种对于风格的仔细研究之前,【人们对于古建的维修就是这么做的】,这样一类“替换”只能被理解成为篡改,有时,这样的篡改源自一种人们对建筑构件断代的误判,而这样的误判源自仅仅基于现有文本的推测。

 

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一个老建筑身上用后来的形式去替换本来的构件是件危险的事情,而原封不动地复制老建筑身上的构件同样也很危险。以为是忠实地复原,那种对于艺术家的信心和良好愿望有可能带来严重的错误后果,因为修复的人所认可的东西也可能只是一种推测。在另一种情形中,用当下典型的新构件去替代现存的老构件则消灭了早前被修理的缺陷部分的痕迹,而造成早前缺陷的原因,如果我们足够了解的话,很有可能标志着当时某种非凡建筑品格的风采。我们稍后会解释这一点。

 

自从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在谈到历史时,才对过去采用了一种很是不同的态度。我们这个时代总愿意分析过去,归纳过去,比较过去,用一步步的前进和进步、以及人性的不同变化阶段,去为过去书写完整的历史。我们不能像有些肤浅的观察者想当然的那样,把我们这个时代这一新的分析性态度的新现象仅仅当成一些短暂的时髦打发掉。整个现象异常复杂。居维叶(Georges Cuvier)通过他的比较解剖学研究,以及地质研究,向公众直白地展示了一点点地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个世界是怎么走到人类这个地步的。人们对于居维叶的学说非常着迷,都想沿着居维叶为他们描绘的路线在新的道路上走下去。于是,语文学家们发现了欧洲各种语言的源头,原来,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源自同一个源头。民族志研究者们也把他们的工作导向了种族的研究,以及每个人种的能力研究。最后,考古学家也来了,他们研究了经由埃及的来自印度的艺术品,还有来自欧洲的艺术品,他们在各种不同的产品之间比较着、讨论着、区分着,找出它们的源头,描出它们的相互关联,考古学家们用的也同样是分析方法,最终,考古学家们根据某些一般性法则,将这些物品成功地进行了分类。将所有这些活动仅仅视为是短暂的时尚或是幻想或是某种道德疾病的表现,就等于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些有着高度重要性的科学现象。对分析方法掉以轻心,就等于在把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的发现都当成了来自人类随心而变的不重要产物。但是,如果这种新的分析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确重要的话,为什么这一方法的具体体现和细节就不重要了呢?所有这些研究都彼此关联,并相互支撑。我们这个时代的欧洲人当他们开始加速前进时,也恰恰是因为他们已经如此迅速地进步着,已经抵达了人类知识的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他们感到了一个深深的需要,要去重新创造人类的全部过去,就像人们为了未来工作要把一个巨大的图书馆作为基础一样。把这样一种巨大的努力,仅仅当成是随意念头或是短暂幻想的表现,公允吗?面对这一现象,谁能犹豫下去,对其意义装作视而不见?谁能说现代调查和研究毫无意义,只是一些无用的累赘?恰恰相反:难道破处旧日偏见、发现被遗忘的真理不正是保证我们真正进步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吗?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别的都没做到,但是成功地将我们研究历史的新分析方法传给了未来时代(不管是以物质的秩序还是以道德的秩序,传给了未来),后人都该感谢我们这个时代。事实上,这一点如今已经众所周知。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满足于对于过去仅仅投去肤浅的目光。我们今天进行的回溯也跟未来的问题有关,并且,将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着帮助。有了分析,才能有综合。

 

然而,除此之外,眼下的事实是,我们现代的历史调查者们、我们耐心地发掘着废墟上最为微小物件并因此重新发现了不然的话就永远藏匿的艺术的考古学家们,必须要克服掉跟他们工作相关的诸多偏见。绝大多数人都有这些偏见,对于他们而言,每一次新的发现,每见到一个新的领域,都像是代表着我们自己传统的某种失落;事实上,这也可能体现着我们都太过容易患上的知识封杀主义。只有加利利(Galilee)的故事才是永恒的。偶尔,历史也会超越这一层面,但是我们总能够在这些脚步上再次找到人类是怎样通过努力攀登的。不过,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那些具有重要进步的历史时期一般而言都很重视、起码是部分地重视历史研究。在西方,12世纪代表了一场真正的政治、社会、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文艺复兴。也就在这一时期里,的确有人通过他们的历史研究为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做着贡献。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16世纪。考古学家因此大可不必太过在意有人总在呼吁停止考古工作。不止在法国,而是在整个欧洲,公众都很珍惜考古学家的工作,希望跟着考古学家们一道回到过去。有时,考古学家也该从他们日常跟历史泥土打交道的工作中脱身,去参加一下辩论,去捍卫他们的工作,这很有必要,并无害处:因为辩论中会生成新的思想;辩论能推动对于那些有问题的问题更为仔细的研究。要想驳倒人们经常假定为唯一正确答案的方法,只有能够领向更好解答的行动。因此,我们不该对于那些只沉浸在沉思当下、看似不进步的人,太过严厉,也不要对那些总是用“传统”作为自己偏见的托词的人太过严厉。事实上,他们才那些人没有看到考古发掘中来自过去的丰富性。他们也许以为所有的人性都该从他们出生的一刻算起,但是他们这样的幻觉,应该鼓舞我们为了弥补他们的短视更加牢固地坚持我们研究结果的合理性。

 

然而,在研究者当中也可以找出一些彻底的狂人来,他们努力寻找着他们恰巧喜欢的某些宝藏,这些人拒绝别人去寻找甚至在他们看来毫不值钱并且一直忽视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过去就是某种应该被他们所垄断占有的原料。他们傲慢地宣称,只有某些历史时期里的人类遗产才值得保护,当然,这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他们骄傲地赋予自己在人类成就的历史中有权拍板定案。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当成了考古专业的审察者,他们会说:“那个地层是不健康的,不要挖那里。如果你胆敢在那里挖的话,我们绝对会在你的同行中宣布你的工作是一种堕落”。事实上,也就在几年前,那些为了让中世纪艺术、文学和风俗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工作的人,都被如此这般地对待过。如果说,今天,那些攻击中世纪研究者的狂人们在数量上已有所减少的话,那些剩下来的攻击者们攻击起来更加猖狂,他们今天采用了一种更为有效的聪明策略,就是去影响那些不善深入观察的人。他们会说,“你正在研究中世纪,你想让我们重视中世纪艺术,不过,你怎么忽视了对于古典时代的研究。如果让你得逞的话,那我们的监狱很快就会像中世纪监狱那样连窗子都没有了,法庭边上就是刑讯牢房。你讲中世纪的僧人们如何如何地好。你因此应该让我们回到僧人的时代里去,像僧人那样活着。你肯定也要求我们付出十分之一的所得税。你也一定喜欢让人过上可怕的禁欲生活。你给我们讲述了领主的古堡。那你一定反对89原则了,如果我们听信了你,那我们岂不要向领主们交上买路钱”。有关这些用这么多指控指责我们的狂人(我们坚持使用这个词),最好玩的言论就是他们拥有一个个标签贴给我们:专用标签。很有可能,这些人这么指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排斥中世纪研究。相反,我们倒就该比较公允地去接纳和推荐中世纪研究。

 

这里,读者可能会惊奇,我们这些话跟这篇文章的题目有何关系?我们稍后会做解释。在法国,建筑师们从来都不会着急。在1825年的末期,有关中世纪的文学研究已经变成了相当严肃和复杂的学科。而这一时期的建筑师们则还把哥特尖拱仅仅理解成为是对德国森林的一种模仿。这一解释曾经被当成是合理和可信的解释。那时的建筑师们会把尖拱理解成为他们所认为的一种“病态艺术”的表征。尖拱就是“断拱”;断拱因此就是病拱。这一结论曾被认为是定论。因此,法国大革命砸毁的中世纪教堂,由时间磨损、被遗弃、被人类消磨了的中世纪教堂,都让人想到它们好像是许多空旷的棺材。正是中世纪教堂的这幅模样,让科策布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 给出了这样的评语,其他人也给出过类似的评语。事实上,那时,哥特教堂的室内场景一定让这些人感伤(如果我们想一想哥特教堂衰败的状况,这也可以理解的。当然,刺向迷雾的哥特式尖塔也的确激发了不少浪漫诗人的诗句;作家们会提到石束,提到矗立在扶壁上的钟楼,以及一捆捆优雅的小柱子们合在一起去支撑极高的拱顶。所有这些特征在他们看来都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代表着我们先辈的虔诚(有人说是,狂热);这些特征指向着一种半神秘半蛮荒的时代,好像统治人们思想的就是某种精神的古怪念头。我们没有必要在此类无聊的叙述身上做太多的停留;这就是1825年时的思潮,如今,它们都成了被时间遗忘的故纸堆里的文章。不管怎样,我们能在“法国纪念物博物馆”的收藏里,尤其是在索默拉尔(Alexandre Du Sommerard,1779-1842)组织的展览里,仍然能找到诸如此类空洞的词汇。不过,似乎已经有好多的艺术家已经令人惊奇地真就开始去考察那些被称为是“几百年无知和蛮荒”留下的废墟。最初,他们的研究肯定是小心的、表面化的;他们也同样受制于【权威们】对于中世纪遗产研究的严厉警告。就在各类重量级人物庄严开口批评的同时,有些研究者已经悄悄地开始去绘制各类由“哥特人”建造的建筑图了。事实上,这些研究者当中有些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因此并不会遵守学院派的清规戒律。结果,有些研究者就完成了某些卓越的工作,特别是我们想到他们完成这类工作所处的时代。

 

1830年,维提特先生(Ludovic Vitet18021873)被推举成为法国历史纪念物的总监察人。这位敏锐的作家虽说并没有给他的新岗位带来太多的考古调查知识,因为当时也没谁具有这方面的知识。然而,这位作家带来的,正是一种批判和分析的精神,这就使得我们首次可以开始部分地照见我们古代纪念物的历史。1831年维提特先生向法国内政部(the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提交了一份他在北方诸省考察的清晰而有条理的报告;对于那些有点新思想的人来说,他的这份报告展示了到此为止人们尚不知晓的宝藏的存在。即使今天,维提特先生的报告仍然可以被视为是同类研究中的杰作。我们或许可以从该报告中转引如下的论述。

 

“【维提特先生写到】我知道,如果某人要想严肃地讨论中世纪雕塑的话,就会被该领域诸多权威们当成是个悖论。在这些专家看来,从罗马安敦诸帝(the Antonines)到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之间,几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真正地称为是雕塑;在此期间生活过的雕塑家们都被他们视为是一些没有教养的冷酷的工匠。然而,为了认识这一偏见的谬误,我们只需睁大双眼。我们有必要去看看这种偏见说的是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几个世纪蛮荒结束的时候,中世纪的确缔造了一个伟大而美丽的雕塑学派,而这些雕塑家继承的就是古代艺术的方法甚至是风格。尽管这样,中世纪的雕塑学派已经是一种现代意义的学派,在其精神和作品的效果上,都是现代的。就像所有艺术流派那样,这一流派有着自己的阶段和革命;它经历了自己的孩童时代、成熟期和衰落期。。。。。。。。。。每每我们从破坏的锤子下能够找到一些得以幸免的这类高贵而美丽的雕塑时,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幸运的”。

 

彷佛是为了抵抗那些常规讨论中关于中世纪纪念物雕塑术语的影响,维提特先生在谈到建筑色彩时是这么说的:

 

“事实上,晚近的考察和其它经验已经不容置疑地告诉了我们,古希腊人曾经在他们的建筑身上施加了色彩;有时,他们甚至会在外墙上覆盖绘画。然而,在过去的3百年里,就是基于少数掉了色的理石,我们的学者们就让我们相信了古代建筑全部不上色,是冰冷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中世纪研究身上。感谢新教运动,到了16世纪末叶,迂腐的学究还有其它的因素,竟然导致我们的想象力越来越没有生气、越来越不自然;也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变得麻木了。人们开始把原本有着鲜活色彩的教堂全部刷白。人们开始喜欢赤裸的墙体和墙裙。如果室内还存在着某些需要上色的装饰的话,那也只是小尺度的局部,就像是一些‘微雕’一般。既然这样的潮流已经持续了两三百年,我们就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建筑可能一直就是这样,而那些来自过去的纪念物一定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一直都是不上色,是赤裸的。可是,如果你仔细地研究研究它们,你很快就看到它们身上过去色彩覆层的斑斑点点。在那些白色粉刷剥落的地方,你会找到原来的色彩。。。。。”

 

维提特先生特别地对库西古堡(the castle of Coucy)废墟印象深刻,在他的报告里,维提特先生针对他在北方诸省考察中所看到的纪念物,对内政部提出了如下的恳请——一个在今天都让我们觉得是特别到位的恳请:

 

“在结束对这些纪念物和它们保护状况的描述之前,部长大人,请允许我对这些我所提到的可能是最有价值、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是我提出想要修复的纪念物们讲几句话。要对它们做出修复,不仅需要石头和水泥,也需要纸张。我的目标是要以其整体性和精致细部去重建或者说重塑中世纪的这一伟大古堡,并重现它的室内装饰一直到它室内的家具布置。一句话,这种理念就是要还给这一古堡以它的形式和色彩,如果我们更大胆一点的话,要还给它原来的生命。这就是我走进库西古堡围墙内时的想法。它的巨大塔楼们和主塔(donjon)在某些方面就像是在昨天刚被建好似的。即便是在破败的状态下,我们还是在古堡里可以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绘画、雕塑和室内布置。这里记录下了多么了不起的想象力。它们代表着通向一种对于过去真正发现的道路上的里程。即便不用去看安德烈··塞尔索(André du Cerceau)虽然不很精确但很有帮助的平面图和其它图纸,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迄今为止,此类调查工作仅仅是针对希腊罗马时代的纪念物。然而,我觉得,这样的工作 也应该针对中世纪纪念物开展起来,而且,会有更多的成果;因为面对中世纪纪念物时,我们有着更为晚近的事实线索,那些纪念物也相对而言更加完整。对于希腊罗马时代的纪念物,有时只能鉴于猜测,而在中世纪纪念物身上,我们就比较肯定。例如,我心中的修复设想就是保留住现有古堡的现状,然后在它对面复建一个古堡,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多的人反对”。

 

这份由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写于34年前的报告所勾画出来的清晰计划就是我们当下正在实施的东西,这项计划不再只是几张纸或是一套图;我们已经目睹了跟库西古堡同样有趣的修复项目以石头、木头和铁的形式真地实现了,这就是皮埃尔丰(Pierrefonds)古堡的修复。自从1831年历史纪念物的总监察长的报告起,发生了很多事情。诸多美学辩论出现过;但是维提特先生播下的种子已经结出了果实。他是严肃地思考了对我们古代纪念物遗存进行修复的第一人;他也是在此方面想出些实际对策的第一人,他也是把批判式分析引入此类工作的第一人。他打开了大门;其他的批评家和学者们跟在他的身后,艺术家们才开始投身于这项工作。

 

14年后,这位批评家仍在坚持着他所开创的事业,这时,他撰写了有关努瓦永(Noyon)大教堂的历史。正是在这本卓越的著作中,维提特先生描述了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和艺术家们曾经经历的几个阶段:

 

“为了了解一门艺术的历史,仅仅确定这门艺术在某地所经历的不同时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门艺术在其它地区的发展过程,有必要去标志出各个阶段上的各种形式,并在其不同种类之间进行比较,不止是在某个国家的范围内,而是要在某个省份的范围内进行比较。。。。。。。我们在过去20年间有关中世纪纪念物的所有研究就是为了这两个目标,并以这样的精神进行的。在19世纪初年,英格兰和德国的几位学者就已经先于我们完成了他们自己国家这一方面的调查,并写出了论文。不久,他们的研究就渗透到了法国,特别是诺曼底(Normandy),并即刻带来了活学活用。对于此类研究的喜欢也迅速地传到了阿尔萨斯(Alsace)、洛林(Lorraine)、朗格多克(Languedoc)、普瓦图(Poitou),的确,传遍了法国各省。如今,几乎到处都在进行着类似的工作,不管是调研还是搜集资料,或是准备预案。不过,时尚总能渗透到新事物中间,有时对新事物带来伤害,不幸的是,人们在展开此类工作时并不总是尊重分析和科学性,有时,时尚还会导致进步大打折扣。时髦的人总是想要从研究中即刻见效;在面对建筑断代时,有时,人们会采用傻瓜都会的方法。而另一方面,某些学者出于工作的热情,则走向了教条的极端,已经不再考虑真正的实证,而要坚持先入为主的判断;这就更让怀疑他们的人希望去扭转他们的观点。不过,除了这些障碍之外——这也是所有新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的障碍,这一领域里真诚的工作者们坚持用耐心和修正去坚持工作。现在,一门新的科学已然成立,只是需要整合和拓展。当然,还需要修剪其中不切实际的认识;不去修理这些错误就会带来尴尬。某些未完成的证明需要有个逻辑的结论。事实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获得的资料已经证明我们是一定可以抵达我们的目标”。

 

有必要从维提特先生的报告中去援引这么长的叙述,以便展示维提特先生在中世纪艺术的研究和鉴赏上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维提特先生有多么伟大,他用光,照亮了自己身边那些身处黑暗的人们。维提特先生清楚地显示了中世纪建筑是一种彻底和有机的艺术,拥有着自己原创的法则以及建造方式的理由。维提特先生进一步写到,“如果把这样的事实都当成虚幻,对中世纪艺术采取一种蔑视的怀疑态度,那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那些批评家们根本就睁不开双眼”。

 

就在这时,维提特先生卸任。从1835年,他的职责全都落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 1803 –1870)先生的肩上。

 

正是在维提特和梅里美两位教父的监护下,才有了一小部分希望对已经被遗忘的中世纪艺术获得完整知识的年轻艺术家们的成长。在他们明智的指导下,总是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精神的鼓舞下,人们才完成了第一代的修复任务。后来,人们变得越来越敢于冒险,修复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广泛。从1835年到1848年间,维提特成为了“历史纪念物委员会”的主席。在此时期,大量的法国老建筑,从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到中世纪的建筑,都有人研究;也都受到了保护,没有彻底沦为废墟。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在当时,修复计划还是一种新生事物。早前时代的修复就不提了,因为早前的修复基本上都可以叫“替换”,自从本世纪初年开始,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见证了想要通过某种复合的方式,去修复老建筑的早期艺术的真实思想。这些组合一开始还是一些想当然的产物。但至少,我们这个世纪的修复者们已经试图去真地制造古代的部件了。一手组建起法国纪念物博物馆的勒努瓦(Lenoir)先生曾试图把所有抢救出来的历史遗存做一个编年顺序。人们一般认为,这位著名的保护专家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更多地在于他的努力,而不是在于他有真知或是真正的批判精神。这样,阿贝拉尔(Abelard,1079—1142)与爱洛伊丝(Heloise,1100—1163)的墓在巴黎拉雪兹公墓(Père-Lachaise)里用来自圣德尼(Saint-Denis)修道院教堂下部的小柱子和装饰性拱廊修复了出来:里面还使用了源自菲利浦和路易(圣路易国王的儿子)的墓身上的浮雕,用了圣日耳曼区(Saint-Germain-des-Prés)贞女小礼拜堂的锁石面雕,用了214世纪初期的雕像。用同样的方式,从圣德尼墓地里拿来的查理五世(Charles V)和王后(Jeanne de Bourbon)雕像被放置在了来自盖依龙城邦(Château de Gaillon16世纪的墙裙之上,它们则被罩进一个13世纪的壁龛里。那个被称为是14世纪的房间里被装饰上一道来自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的十字架围屏风(rood screen),而同一个壁龛里,雕像边上还有两个13世纪的柱子。因为缺少路易九世(Louis IX)和皇后普罗旺斯的玛格利特(Marguerite of Provence)的真实雕像,人们就用曾经装点着巴黎瑟莱斯廷教堂(the church of the Celestines)门厅处的查理五世和王后的雕像 被挪到这里用以代表圣人国王和王后。因为法国纪念物博物馆在1816年被拆除了,其中的纪念物都被随后搬到了圣德尼,这就更加剧了人们对于这些雕像和遗存之间的混淆。

 

拿破仑一世(Napolen I)在诸多方面都是超前于他那个时代的,他很理解修复的重要性。因为他的意愿,圣德尼教堂不仅成了新王朝的墓地;它也被当成了展示着从1316世纪的法国艺术进步的活体博物馆。这位皇帝对这种修复活动设定了专款。不过,最初的修复工作离他的期待很远,他亲自斥责过负责此项工作的建筑师,到了某种程度,那位建筑师竟然死于工作的压力。

 

事实上,这个不幸的圣德尼教堂成了最初一批艺术家们用于实施修复工作的解剖尸体。在差不多30年内,这个教堂身上几乎发生了各类可能想到的手术——到了一个地步,最后,这座教堂的稳定性都受到了威胁。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在这个教堂从原来格局的大改之后,以及在这个教堂内部本来存在的诸多美丽纪念物被毁掉之后,这一昂贵的试验终于结束。修复有必要回到历史纪念物委员会所提倡的那种整体修复的方式上去了。

 

现在,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修复的程序。今天,这也是英国和德国修复工作的程序(上述两个国家在对古代纪念物的严肃理论研究方面,已经超过了我们)。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在原则上接纳了这样的修复程序;这两个国家同样想要在它们对于自己古代纪念物的保护中引入批判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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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柯布的画(下)

 
 公告,
 
给诸位学习规划和景观的同学,推荐这一期的《新建筑》吧,2009年第4期。
  
  开篇是我的那篇《基地呀,基地,你想变成什么》这篇读过的同学可以直接跳过去。
  
  下一篇是伯克利的老教授Peter写的《城市的纵深切面》,讲直白一点,就是在不同文化和地域条件下做跨区域的断面比较,看在断面上,看城市的人造和自然要素的关系。文中对于珠三角和旧金山的比较,写得很明白易懂,适于规划的同学阅读。
  
  跟着是Kirk老师的硕士生长顼写的关于安东奈罗的那幅名画和卢斯的穆勒住宅的空间对比,关键不在名画的内容,而是空间构成的特点。
  
  接着是邝慧清讲述了她在美国宾大读景观硕士时,怎样通过基地等高线的解析,来分析基地的基本性格的,是个作业。国内的景观同学可以学到具体的教学手法。
  
  徐好好现在人在意大利读城市史的博士,这次写了一篇Urbino当年de Carlo做得一次历史调查,以及怎样将古老的城市线索转化成为新的城市设计的,那些正在做上海基地的同学,保护的同学,可以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意大利城市保护的中坚力量,当年是怎样为城市续旧的。
  
  跟着是一位挪威建筑师将一个建筑的实例是怎样和地景结合的,另一位北欧设计师,讲风的地景。
  
  还有就是冯江老师对于重庆浅丘的解读,最终,这些解读怎样变成了新川美的校园规划格局的。。。。。
  
  
  这一期的题目是,基地与建筑,国内真正认真谈基地的杂志很少,这算是比较好的一期,建议能购买到这期的同学,先买一本,不会吃亏。
 
 
 
 
 公告,总有同学问,怎么看城市,怎么调查历史?跟规划跟建筑有什么关系?我在豆瓣上,刊了一篇以前的长文,《家乡的秘密》,或许可以直接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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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罗歇别墅看树,以及斯坦因别墅草稿中的绵延步道

柯布本人深知绘画和建筑二者之间的差异,他知道,绘画作为虚拟空间,可以自由地叠加或是虚构不同类型的透视,然而,绘画总有一定的尺度,无论我们怎么看一幅画,总是在朝着一幅画面内看过去。建筑的视看几乎是逆转过来的,在建筑的空间中,设计师在多数的时候,并不能绝对地控制把使用者控制在某个点上,可是,建筑中的透视也没有虚拟空间那么多样。这也就意味着,某些绘画上的心得和体验,并不能直接平移到建筑身上,反之亦然。二者的互译,可能真地需要在概念上动一番脑筋。譬如,在柯布《静物》中那些一条条的控制线,一行行的扫描,被柯布译成建筑手段时,几乎同时被翻译成为三种要素:(1)我们前面所说的“水平窗”。它的确就破掉了一点透视,在取景上,更像横卷。(2)柯布会在平面上,通过柱网的格局、开间的变化、前后的控制线,把空间变成一层层的浅空间(有时,不甚明显)。(3)那就是在柯布后来的诸多建筑中,被突出出来的回廊、步道。前文中,我们提到Besnus住宅室内转角的处理全部做成了圆角,这就类似于《静物》中不同层次的圆形物体和直线之间的那种切换。而步道,有时会被柯布设计成为空间中的坡道、天桥。这样的路径设计,比一般性的室内地面具有更加强烈的控制力,指导着人们的视看方向。倒是很像苏州园子里面的廊(稍后,我们就会看到二者的不同)。

 

【拉罗歇室内的步道,成就了柯布所谓的”漫步式建筑“。然而,这里的移步换景,可有着不同的目的。】

 

对于这种依靠着一条或者多条规定性步道体验建筑的方式,后来被柯布总结成为 “漫步式建筑”。在谈到拉罗歇别墅时,柯布写到:“第二栋房子于是就像一种建筑漫步道一般。人们进去后,建筑的景观迎面扑来。人们沿着路径走下去,景象沿途变化着。。。。。那些开向户外的窗子们,在那里,人们可以发现建筑的统一性”。这段话,柯布说得很随意。仔细品味一下,倒也包涵了许多东西。前一半,我们比较熟悉,因为移步换景也是我们熟悉的园林设计原则。但是,柯布再次提到了长窗的作用,指出,我们要在长窗处,看出去,才能发现建筑的统一性。这一提示,颇有些出人意料。

 

中国文人欣赏园子里的景致,不外乎要追求一种心境:热爱自然也好,自娱自乐也好,追求道、儒、释也好,中国文人对待园子里的石头或是树木,多是把它们当成有感情的拟人物来对待的。平不平等,不好说(因为我们把那些园子里的树给剪得七扭八歪的)。讲究意境却是常识。那么,柯布的窗子是干什么的呢?是让我们同样地把窗外的树木和云彩拟人化吗?没有,柯布说,我们是在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获得对于一个建筑物的整体理解。这里,柯布喜欢使用“恒常和不变的属性”来指代建筑物的整体理解。

 

这样的话语,冷冷地透着一股子数学家的抽象味道。就像我们在他的《静物》之中去所体悟到的那样,柯布对待世界物象的态度,显示着一种学院派的冷酷:那种要把事物描绘成为平面、立面、剖面,上上下下看个仔细,最终找到事物的不变的内核的那种冷酷。他的那些《静物》宛若画法几何手册,把日常物体用诸如正向投影、正向轴侧、竖向投影的方式,呈现给我们这些观众。那些浅空间上的格子线,就像扫描仪上的激光线,领着我们的目光缓缓地扫过这些静物。然后,我们“发现了”所谓的整体。

 

现在,当柯布把这种冷静的扫描“仪式”搬到建筑步道上去之后,柯布笔下的“移步换景”跟苏州园林里的“移步换景”差之千里。原来,他是想如那些平立剖似的静物描绘,让我们沿着步道去体验对于同一物体的不同侧面的认识!

 

【图2,注意左图上那道半圆弧,在草稿上,柯布曾经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圆弧的全景窗;而作为建成建筑,右图上的那个凹口是矩形,并且,二层,三层开窗的方向不同。】

 

一开始,我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结果,Reichlin举了一个例子。在拉罗歇别墅的书房位置处,有一个向内的凹口。造成这一凹口的原因,是那里有一株长在邻居花园里的槐树。我在去年的几次讲座中,在讨论基地偶然性时,都曾提到过这个凹口。而Reichlin指出,在1923年秋季沙龙的展览上,柯布展出了拉罗歇别墅的一张设计图。在那一稿上,这个凹口被柯布设计成为一个倒置的圆锥,也就是说,柯布围绕着这棵树,在建筑的二层、三层设计了半环状的全景窗。然而,在进一步的修改中,柯布放弃了这个方案,改成为今天的模样。于是,我们在二层,通过那条天桥步道时,获得的是那棵槐树的正向图。而我们从拉罗歇展厅的坡道上去,在顶楼的书房处,则是从侧向看到了这棵树,以及对面的窗子。在Reichlin看来,柯布的这一改动,使之更加符合了柯布当时的绘画原则,就是用不同的视点、不同的展开面,去详述一个物体,然后,依靠观者在时空中的一栋,完成对物体各个侧面的叠加。

  

【图3,左图为从二层天桥看到正向的树,中图为在三楼书房处,看到树的侧面;右图,类似画法几何扫描图的柯布静物。】

 

设计上的改动肯定是柯布的,动机的阐释来自Reichlin的解读。如果这个有关“视看模式”在绘画和建筑间的转移略显突兀的话,下面的例子,则是不争的事实。就像柯布喜欢在其绘画中使用“双关性视觉符号”一样,柯布在建筑设计中,也特别喜欢沿着步道设计诸多“似是而非”的景物。

 

在斯坦因别墅的草图阶段,柯布似乎始终围绕着两条线索在发展平面。一条线索就是被科林.罗等人后来分析到死的类似帕拉蒂奥别墅的那种ABABA的开间定式,另一条线索跟拉罗歇别墅有着相似主题。如果把建筑插到现存的绿化景观之中去,如何让一条在建筑身上忽而室内、忽而室外的步道,把各类空间串成一个整体?在建成的方案中,这条绵延的步道已经蜕化得无影无踪。在其中的一张草稿中,我们看到,这条步道曾经经过一个露天的屋顶花园,一会沿着内侧的墙壁前行,一会,通过一个开口跑到了围墙的另外一侧,然后又爬回室内。这张草图上的屋顶花园性格极其暧昧。就像那只像手的鸽子或者音孔和碟子重叠的吉他一样,这个空间的身份上处处显露着双面性。您说它是室内吗?它上面没有屋顶;您说它是户外吗,那就注意这个花园墙面的处理。它的开窗方式,十足的就是客厅的设计方式。从气质上讲,这个屋顶花园像是舞台上的布景,连开口处的风景都成了布景的一部分——它们没有任何实用性的要求。而且,观者对于这些景色和建筑的体验,还并不是水平的,忽而在平台上,忽而被抬高一层,忽而在墙内,忽而在墙外。Reichlin认为,斯坦因别墅1926年的这一稿中,柯布“漫步式建筑”的“理念性”都体现到了顶点:“根据步道的路径设计,观者的体验一步步,或者即时地体验着花园平台上的竖向和水平上的局部。室内和室外、建筑的空间体量,甚至所谓建筑物体的‘不变的东西’”。

【图4,这是斯坦因别墅中途的一稿,注意那条步道怎样爬出去又爬回来的。】

 

(8) 1920年代晚期冷峻暧昧的柯布意像

可惜,可能是觉得这一稿做得“太过入画”,柯布最终走向了集中式。然而,即便在建成建筑身上,柯布建筑意像的那种 “双面性”,仍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

 

最最直观的一个角落还是斯坦因别墅的平台处(局部带顶)。我们看柯布在这里都做了什么。

 

这个平台三面围合、一面向南面的园子敞开。它两侧是墙,一面是北侧的卧室玻璃窗。卧室前方有个阳台,阳台下部是室内楼梯的位置。在外墙这一侧,上面开了一个类似绘画的窗洞,而另一侧则有一根烟囱。烟囱落到平台处,设计得像个室内的神龛。那个如画的窗子也好,这个烟囱身上叠加出来的神龛也罢,它们都赋予了这个开敞的半户外空间以“居住”的姿态。由此看来,这里还真就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空间。它同时兼有着似是而非的室内和室外的特点。同草稿上的那个屋顶花园一样,这个屋顶平台虽然没有那么多的天空,却同样像个建筑剧院,上演着一部柯布撰写的戏剧。从平台上望出去,自然的风景也像图画那样,被贴在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洞口处。

  

【图5,最终建成的斯坦因别墅,朝南一侧的里面。那个屋顶平台处,有着好多室内的道具。】

 

这种设计手法,到了70年代被日本建筑师转嫁到了他们传统建筑身上,被冠之“灰空间”的名头。日本建筑师说,日本的屋檐、廊,都是这类具有室内室外双重特点的“灰空间”。今天,如果我们真地返回到1926年的法国,返回到柯布的绘画和建筑时,我们发现,柯布这个时期正在酝酿着一种在极端工业的人造物,和极端自然的物品之间的硬拼贴。在斯坦因、在萨沃依,柯布只是在把人造物和自然精致做了对照,并且做了并置,到了30年代,50年代,柯布已经开始把自然材料、自然要素,直接硬拼到现代建筑身上了。柔和不柔和是一回事,由此产生的碰撞却很剧烈。在最最现代的建筑身上,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一种原始性。荒原在向现代建筑蔓延。而这种冷峻的建筑诗意,原本只是源自一些碟子和吉他的相遇。(完)。

 

【图6,柯布战后的作品,原始性直接就贴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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